不同了，现在的上海更多地倾向于金融和商务，到处都是写字楼聚集的高楼大厦。”
“噢……不管怎么样，在那时，他认为整个中国都充满了光明的前景，虽然他们的起点很低，但是人民都十分勤奋。何，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呆在中国，呆在上海不好吗？那里到处都有机会，到处都有发展的空间，到处都是勤劳进取的人，不像这里……到处都是懒得要死的酒鬼!”
“哎，一言难尽啊……”其实我本来想向他抱怨国内的大城市太卷，生活成本太高、竞争压力太大，而俄罗斯不这样，并详细解释“卷”这个词的含义。但又怕毁掉了他的父辈传递给他关于中国的美好见闻所形成的幻想，就欲言又止了。
于是他继续向我抱怨到：“孩子，我是航空圈的子弟，事实上我这一辈子辗转过十几个工作岗位，我见识了俄罗斯航空，噢不，是苏联航空产业是如何堕落的。很显然，我们最伟大的成就还是在50年前的冷战时期，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参与了多个先进战斗机和大型运输机的装配工作。那时，每个人都很单纯，都怀着为保卫祖国、击败美帝国主义的拳拳奉献之心而工作，没有人计较个人得失。但是慢慢事情发生了变化，当温暖的西风吹进来时，融化了苏维埃的冰冻之河，也融化了每个人思维中被冻结的那一部分。人们开始独立思考，长期以来已经习惯的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平均主义、官僚主义、机械教条、等级制度、对个人权益和创造性的抹杀等等，都如同一直存在于共和国上空的乌云，只是这时每个人停下了手中的忙碌，开始抬头忧心忡忡地观察这些乌云。我曾经见过恬不知耻的领导，窃取一位工人花费了3个月时间试验出的新的定位安装方案的成果；也见过每次都提前完成任务的同志，被那种到处都出问题但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压过一头，而失去升职的机会。更无数次见过那些默默无闻地为国家装配了一架又一架战斗机的人，在头发花白时还在和一家子挤在残破的赫鲁晓夫楼公寓中。”
“孩子，从那时起，一切都开始堕落，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挽救。到了俄罗斯时代，在其他行业也许转变了那么一点点，但像这种国家或者国企控制的航空工厂，基本还是老样子，要死不死，要活不活。我辗转了这么多地方，在航空圈子里，很多人都认识我，我来这里，也只是想和几个老友再团聚团聚，趁他们还敬重我，顺便混混日子。”
“像你这种年轻有才的人，不应该来这种地方，虽然我不知道咱们现在搞的飞机是什么怪东西，也不想打击你的积极性，但从我一个混俄罗斯航空40年的老油子看来，没戏……”
我静静地听着这位长者的抱怨，伴随着车间里高压气枪和液压泵的嘶鸣，呆呆地望着场地中央那个家伙机翼上翘的怪异姿态，不知作何答复。末了，我只是痴痴地自言自语了一句：“你知道吗？战争快要爆发了。”
虽然士气极其低落，但在梅津斯基、安德烈、波波夫的组织和强力推动下，问题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被解决。虽然有些问题不算是彻底解决，但通过临时的措施，基本能够满足技术验证机的要求。终于，为了达成年度研制计划，在12月30日那个寒风凛冽的下午，在总装厂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领导宣布RABTS002架机全机顺利下线。而实际上，动力系统的风扇，和飞行控制单元，都没有完全安装好或者调试好。但我作为结构工程师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
日子过得很快，2月到了中国传统的春节。基地特批所有来自中国的员工三周的假期，可以回国探亲和过节。这里说的中国，当然包括过同一个春节的台湾，但余倩却是个例外：基地不允许她离开去往任何地方。自从安德烈给我的警告以后，余倩似乎从公众的视野消失了。很显然，由于一些事情，她敏感的身份让基地领导产生了怀疑，只是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暂停给她的任何重要工作，是一个稳妥的决定。
有一天，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地面的积雪也埋住了脚脖子。我准备开车离开基地，去RABTS002所转移到的试验场参加一个项目例会，主要是讨论试飞工作是否准备就绪，以及在此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我刚坐在车里打着了火，突然看见对面的足球场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她穿着白色的羽绒服，双手在口边哈着气，沿着场边走的很慢，似乎是漫无目的地散步。
我十分肯定那是余倩，也想到了安德烈的警告，在这个时候似乎没人愿意接近她。但在迟疑了十秒钟后，我还是下了车走了过去。当远远地看到我时，她落寞的神情似乎改变了一些，立刻变得开朗了起来。
“你要小心噢，我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比大熊猫还珍贵，摄像头到处都照着我哩。说不定还有私家侦探盯梢……”她开玩笑似地说。
我当然知道她的话可能并非玩笑。但也开玩笑似的说：“多好啊！没有课题和试验给你做，没有任务节点需要担心，照拿工资……还有私人保镖，陪你散步，这比软禁舒服多了。”
她会意地笑了笑，脸上因为寒风而冻得红扑扑的，可能也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