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珍是当天上午出现在王李村的。她没有哭泣，没有流泪，脸绷得紧紧的。路上偶尔有人与她打招呼，她只是严峻地点点头，不说一句话，气喘吁吁地走路，穿过花圈丛林，走进停放死者的堂屋。
“养母啊！我的养母！”她大声呼喊起来，扔下旅行包，掀翻了虚掩着的棺材盖。
几个妇人上前准备劝慰。
“我不会哭！是谁害死了我养母？是谁逼死了她？是谁？是谁？找公安局的人来验尸，把那个杀人的凶手抓起来枪毙！”她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白素珍责备加根电文过于简单，应该说明奶奶是非正常死亡：“你再去给你爸爸发份电报，就说我十天半月不会回保定，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
在场的乡亲们想息事宁人，劝白素珍马虎一点儿。人死不能复活，闹也解决不了问题。
白素珍一句也听不进去。
德高望重的村支书把素珍叫到一旁，嘱咐她冷静。并且说，事情做事情处理，人还是应该安葬。天这么热，不能耽搁得太久。
白素珍执意要等公安局的人来验尸。
没办法，村支书只得派人前往周巷派出所，请来了杨所长。
杨所长戴着白手套，拿着手电筒，在棺材里面前前后后照了照，装模作样地检查尸体，做了一些记录。
棺材这才封好，由几个壮汉抬起来，送往村西的晒石畔墓地安葬。
从白素珍出现到出殡结束，王厚义和胡月娥一直不敢在家里露面。王厚义失魂落魄地在外面游荡。胡月娥则抱着加花，拉着加叶，乞丐一样地坐在邻居家的门口（按乡俗，死者亲属不能进别人家）。
到了晚上，王厚义瞅空找到加根，把他叫到屋子侧边的小院子里，拉着他的手，一个劲地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然后跌坐在茅房旁的地面上，失声痛哭，声音又不敢放大。
王加根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表现得如此可怜。
印象中，父亲总是凶神恶煞、盛气凌人、趾高气扬，现在竟然这样六神无主，胆怯可怜。加根心里有了一种莫名的快意，同时坚定不移地认为，奶奶的死肯定与父亲有关。不然的话，父亲不会这么心虚。
入夜，白素珍睡在养母生前住过的房间。加根和衣躺在她的脚头。
母子俩好多年没在一个床上睡觉，现在睡在一起，却怎么也难以入眠。
白素珍告诉儿子：老马后天要去北京开会；马杰刚刚与女朋友吹了，正在闹矛盾；马红待业在家，总是与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跳舞跳到深更半夜；马军上学路远，必须单独给他做饭；马颖正在上幼儿园，早晚要人接送……总而言之，家里一刻也离不开她，她必须马上返回保定。
“您不是让我给继父发电报，说您十天半月不回保定么？”加根不解地问。
“我倒是想这样。”白素珍无奈地回答，“但不回去不行啊！”
王加根不再言语。内心里，他也不希望母亲在王李村大吵大闹。因为这种吵闹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有，他自己也该回去上班了。
就这样，预想中翻天覆地的吵闹不得不虎头蛇尾地收场。
参加完奶奶的葬礼，加根的情绪极其低落。
他怎么都难以相信，慈祥的奶奶殁了，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了他。可这又是事实：他亲眼见奶奶躺在棺材里，亲眼见本家二爹、本家叔叔和皮匠三爷封好棺材盖，亲眼见村里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把装有奶奶遗体的棺材抬到村西晒石畔墓地，又亲眼见他们把棺材放入事先挖好的土坑，用铁锹掀起红黄色的泥土，一点儿一点儿地掩埋……
再也见不到奶奶的音容笑貌，听不到奶奶的细声叮咛，再也没有机会为奶奶修剪脚趾甲，没有机会把奶奶接到身边生活了。
想到这一点，加根禁不住泪眼婆娑。
奶奶是忍受不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才自寻短见的啊！无论她老人家喝农药之前有没有吵架，与家里其他人产没产生矛盾，王厚义和胡月娥都难辞其咎。尤其让王加根寒心的，也是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原谅的，是在奶奶有希望存活下来的时候，王厚义放弃了抢救。仅仅为了省下三百元钱，他们就把奶奶从医院拖回家，眼睁睁地看着老人家遭受十几个小时的折磨，痛苦地死去……
稍有良心和良知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事情！眼巴巴地盼着一个人死去，这是多么狠毒的心肠啊！钱就那么重要么？王厚义为了再生一个儿子，甘愿交计划生育罚款，两次交了七百元钱。他却舍不得花三百元钱挽救奶奶生命！眼看一个生命即将逝去，能抢救而不去抢救，实际上就是间接故意杀人。
这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
“别人说救活了也管不了多长时间”——多么荒唐而又残酷无情的理由。照这种理论，所有身患绝症的人，都没有救治的必要，反正救活了还是会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