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傍晚六点二十分。
在约翰·卡瑞尤心里，只有周五是真正的周末时光。周六，假期的第一天，被“我该做什么”的焦虑骚扰，终于在夜幕降临时获得自暴自弃的平静。周日，工作开始逼近，强颜欢笑，把忧虑拨到一边，却仍能瞥见周一阴险的影子。
只有周五傍晚是快乐的。
《纽约客》编辑部楼下的娜蒂纳咖啡厅包厢。约翰给自己点了一杯卡布奇诺，还有一杯浓黑咖啡。莉莉安来了，换了一身约翰没有见过的勃艮第色裙子，颈部系着一条墨绿色的丝巾，长长地垂下。
他们先谈起了一桩昨晚爆发的行业丑闻：专栏作家夏洛特·奥尔特曼愤怒地指责著名的调查记者约瑟夫·麦金尼斯伪造证据，严重违背职业道德。
“麦金尼斯惹上大麻烦了，”莉莉安念出奥尔特曼的指控，“‘这些傲慢虚荣的男人，掠夺人们的无知、脆弱和孤独，获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毫无慈悲地背叛他们......’啧啧，火力全开啊。”
“这篇文章的煽动性太强了，情感的成分远大于真相。”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要搞清楚，奥尔特曼面对的是一个普立兹奖得主，这个人因为对堪萨斯州地下堕胎医生的调查而声名大噪，现在是自由派的骑手，伯克利小宝宝们的偶像。要对付这种人，摆事实没有多大用处，你必须煽动仇恨。”
约翰没有说话，他不想和莉莉安起争执。但是她摆出不依不饶的姿态，两只手臂放在膝头，双手合成一柄剑，刺向他的位置。
“约翰尼，将来你会明白，真相根本不存在。我们只是凡人，被放在这个小小的格子间里，按命运的要求行事。不，就连‘自我’这个概念都不存在，只有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冲动。为了给自己安全感，我们总结出一个虚妄的空壳。”
她应该去教哲学。
莉莉安出生于1967年著名的“爱之夏”，父母都是嬉皮士，终身反叛于主流社会之外。因为童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成年后的她果断地背弃了父母亲的生活方式，选择成为穿行在纽约写字楼里的高级编辑。
尽管如此，约翰却觉得，莉莉安并没有抛弃那份反叛的火种。相反，正因为她是一个太叛逆的人，她才会选择回到主流之中。对她来说，主流，反主流，没有任何区别。当杂志社的同事们为顺利拿下下一季度的广告合同欢欣鼓舞时，出力最多的莉莉安在一旁冷眼旁观。她长期吃素，践行极简主义。但第二天，她也可能穿着貂皮大衣，打包牛排到杂志社，因为她根本不相信生活方式会带来什么好处，或者坏处。
一个绝望的虚无主义者。对莉莉安抱有强烈爱意的约翰，不知该怎么靠近她。
“...你被保护得太好。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又怎么能看到崇高性？约翰尼，总有一天，你对真相的执念会遇到真正严峻的考验。我很好奇，那时候的你，会怎么选择？”
这的确是很关键的问题。只是现在，约翰还没有做好回答的准备。
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够向莉莉安承认他对真相的执着并不纯粹，他对其他东西的渴望更为强烈。那么，故事的走向会被彻底改变，后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一秒，两秒，约翰没有说话，改变的时机稍纵即逝。
他们开始谈论格洛丽亚·嘉诗传记项目的进展。这不是能在办公室闲聊的话题。
约翰·卡瑞尤拿出一叠三十多年前的新闻报道复印件给莉莉安看。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吧？”莉莉安问。
“没错。发表于1957年8月10日，法国《大众》杂志的报道，是她一系列绯闻的开端。”约翰肯定地说，这些报道的标题个个耸人听闻：什么“玉女也风流”、“谁杀了我？——记格洛丽亚·嘉诗不可明说的感情生活”、“一个爱情神话变成了噩梦”、“她永远不会是格雷科太太！”、“已婚女人格洛丽亚·嘉诗：孤独而风骚”。以及，不同视角的偷拍照片：格洛丽亚和她的助理，和路易莎·詹金斯、比安卡·道格拉斯，和法国男演员保罗·施瑞博尔，和摇滚乐歌手普雷斯利，和电台制作人明妮·格拉斯......
约翰翻看他的笔记，莉莉安翻看报纸。
“这太巧合了！”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我本来就不相信她那被包装出来的清纯形象，这些报道也是一样的虚伪。”
“的确，如果说她的玉女形象是制片厂包装的假面，没理由认为这个□□形象就是真实的，”他皱着眉头说，“只不过，我想不出这么做的原因。她的影迷大量流失，接下的新片也是个灾难...是制片厂改变了战略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莉莉安分析道，“片厂的目的是盈利，即便演员要调整戏路，他们也会选择保守的方式。比如，从玉女升级为乖顺的家庭主妇，再到慈爱的母亲，最后是儿孙满堂的老祖母。他们不在乎演员，要制片厂那些贪婪的老古董采取这么激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