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入洪波里，怎见弄潮人。《五灯全书》卷一百八
第一节地产商
康尼的父亲老康算是红顶商人，他算是红顶商人二代。在台湾保卫战期间，老康是搞海上运输的，是竹联帮的发起人之一。后来，他跟随乔布斯到了台北，成了岛主的财政部长。老康死后，康家大儿子进入国有企业当领导，台北金固建材集团的总经理。本来，小儿子康尼可以借着哥哥和老父亲的威名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可是这小子不学好，初中没毕业就混江湖，曾经加入过兄弟会，混了些年，不如意，后来借着哥哥的势力和帮助，建了一家叫康家建筑工程公司，生意越做越大。
在特区成立后，改革开放后，很多人觉得康尼会去搞走私，没想到他珍惜自己企业家的身份，转行进入房地产业，参与了台北的很多大型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刚开始，他挣钱的手段无非就是偷工减料、克扣工钱，后来，他脑洞大开，瞄准的是闹市区周边的棚户区，比如虎空山贫民窟。为了利益最大化，他经常联合相关官员和兄弟会，强买强卖地安置那些占据黄金地段的穷人。曾经有一家人告上了电视台，说他们一家12口人，住在只有35平米的安置房里。后来该电视台又出现了另外一家，感谢康家集团，不过，外行人都看出来，那是剧本，不是真实。
为了达到霸占房地产市场这样的目的，他甚至收买一些官员，力争修改台北市的有关房地产的法令，推行房地产市场化、房产税和房租，并且他的很多规划看起来很有迷惑性，比如虎空山贫民窟，他说不要利润，会把利益让给贫民窟里的那些退伍军人，因为他们家也是老军属。
这话听起来很漂亮，但只要是老朋友，那他们就知道康尼不会做亏本的买卖，类似35平米的事情还一样会发生。康尼的名声已经坏透，人们都叫他万恶小尼。
康尼不是流氓，人家也是有初中生思维的。他想通过地产把各种人分开，分住在不同的区域，像老爷们就应该住在台北，像普通的有钱人和公务员住在淡水河两岸；像贫民窟那些人应该住在边远的地区，比如新北市观音山，或者是是淡水的三芝区沙仑村这样的。他觉得这样的居住设置有助于人员管理，有助于教育规划，总之，他是种族阶层的拥护者。贵族老爷跟平民做邻居，很容易发生矛盾，还很可能被贫民谋杀或者光明正大地一刀捅死。
为了使这个古怪的观念变成现实，康尼设想在黄金地段的虎空山建造高档住宅区，在三芝区的偏远地块给贫民建狭窄的小套房高楼，足够贫民立足和生活，他甚至会在那里给他们建电影院和广场，但一定没有音乐厅和歌剧院。
这样，谁都进不了谁的社区，那些小偷小摸，那些犯罪分子，那些工人阶层，他们就算想租也没有能力付得起高档社区的房租，他们只能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到市区来打工，晚上回郊区的家，所有人都可以放心地去自己阶层的娱乐场所玩，不用担心夜晚的街头不够安全，他们想闲逛到什么时候就到什么时候。贫民区也一样，大家都是光脚的，谁怕谁，打架斗殴也许有，全市警力重点部署在郊区里头就成了。分区分片管理，这样就平衡了，这样人人生活安乐，社会成本也小。
满满的阶层意识被认定是历史的倒退，康尼思维得罪了所有的底层人们，人们自发抵制他。尤其是那些大学教授，他们认为现在台湾不缺标准格式的高楼和西方样板房，缺东洲国老式的宅院，早年老宅已经被拆除得差不多了，也就台北市的虎空山贫民窟还保持一丝过去的样子，不能再把这个唯一的古老拆除了，再拆，台北市就没有时代性的建筑遗迹。再说这个地方，房子老旧，租金便宜，让大学城的很多贫穷的师生找到了容身之地，也让大学城的师生有一个闲逛和放松的地方，是一处比较自由之地，他们不允许康尼这样的企业家□□最后的伊甸园，也就一起出来反对，他们甚至联合依然健在的老兵。就这样，很多教授和老兵纷纷站出来反对，说虎空山贫民窟有相当数量的老建筑，推倒了就抹去了古老和历史，是一种损失。
对书呆子的这一观点，康尼请一些公众人物站出来驳斥，说那些可怜的老楼，只能招来酒鬼、罪犯、神经病、潦倒的艺术家、性工作者等等，这个贫民窟是个毒窟，已经污染和带坏这里的大学生，给大学城和周边高档社区带来不安定因素，如果把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搬迁到郊外，那么这里的治安将会好得很，房产已经大幅升值，这对贫民窟和周边业主都是有利的，是双赢。
虎空山贫民窟占据台北的黄金地段，却是个犯罪频发的罪恶之地，不仅浪费，还显得自甘堕落。再说那些房主都是没有房产证的，当初都是留守老兵和一些破落户在这个小山头乱搭乱建，拆了也不犯法。
徐志强觉得康尼的规划对台北经济发展和治安都有利，对台北的城市形象和管理也有利，市长被万恶小尼（民众对康尼的称呼）说动了，觉得拆迁不能算犯罪，也烫不死美德和政治，还可以归到发展理念不同。
康尼还想找警察帮忙，毕竟有些人肯定是钉子户，得强拆，再说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