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炮轰卢沟桥，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临江地区沦陷后，海聚丰钱庄的掌柜、谢星辰的爸爸——谢天业因为拒不做汉奸坚辞日本任命的伪商会会长而惨遭毒手。
谢星辰因为受到牵连而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为了保护她的安全，根据李如海的请示与安排，临江地下党全力保护她出城并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孙玉来也参与了护送活动。
虽然两人在感情上已是心照不宣，但是在临分手时，孙玉来、谢星辰还是将个人情感深埋于心底，他们没有说一句表达爱意的话，只紧紧握了握手，彼此祝福对方。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那夜的分手竟是孙玉来与谢星辰的永别。
“我是那样那样爱他，他也是那样那样地爱我，分手的那一夜，我真后悔没有给他一个拥抱！”若干年后，每当谢星辰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都老泪纵横，痛心不已。
历尽千辛万苦之后，谢星辰终于到达了延安，成为了抗大的一名教员。
而孙玉来还没有来得及体味与谢星辰分离之后的痛苦，便立刻投入到带有巨大风险的工作中去。
由于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所以临江地下党创办的《临江之魂》将由与国民党斗争转向全民的抗日宣传。
谢星辰走后，刊物的编辑及发行的重任就落到了孙玉来身上。同时，根据党组织安排，他还要协助党工委书记李如海做好情报的传送及重要人物来往的安全等工作。
由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并不是完全的真心实意，所以作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既要躲避穷凶恶极的日本鬼子的追杀，又要严防国民党特务暗中的破坏和干扰，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
为怕家人担心，更是为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孙玉来把自己来临江之后加入党组织和做秘密地下工作的事，没有告诉大哥。
后来，他从一位来到临江的交通员那儿意外了解到，自己的启蒙老师解仕昆也加入到了当地的党组织，他的心里非常的开心和激动。后来，经组织允许，通过这位同志，孙玉来与在县城药铺工作的解仕昆取得了联系，他跟解先生介绍自己的身份就是富源布庄临江分店的账房先生。
由于工作繁忙，加之斗争形势严峻，玉来到临江之后的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回过家，对于家人想了解的一些情况以及把自己积攒出的钱寄回家，基本都由解先生转交。
从解先生的来信中，孙玉来了解到，大哥大嫂已搬到了双水集村，与解先生同住在一处，这让他稍稍有些安心。他知道，泉水村的自然条件太恶劣，爹娘、大哥大嫂还有三个侄子一个侄女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想在兵荒马乱中吃饱饭活下来，非常不容易。自己虽然已经长大成人，按说要帮大哥分忧，可是他知道自从加入到党组织后，他的生命就已不再属于个人，而且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危险巨大，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可能，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攒钱往家寄，尽可能地在经济上帮助家人。
谢星辰知道孙玉来的家庭情况，所以在她走之前，把自己的私房钱都留给了玉来，玉来知道，以后办刊会越来越难，经费也严重不足，为了不给上级添麻烦，他便私自将这笔钱当做了《临江之魂》的经费。
由于谢星辰写作能力强、理论水平高，李如海对时局有着丰富的了解和观察，在党的外围还有一些优秀知识分子纷纷给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临江之魂》在宣传革命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由于当时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又加之谢星辰家特殊的家庭背景，虽然国民党特务下了非常大的气力，最终他们也没有查到办报地点。
统一战线建立后，虽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是两者之间在地下工作上还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不过在一些特殊事件上，两党也会合作。
为了刺杀一位重要的为日军提供军用物资的商社长长岛茂，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需要联手统一行动。临江党工委便派李如海作为联系人，与国民党临江站副站长常春明见面，共同制定行动计划。
那天，常春明穿着便装来到了酒馆二楼，寒暄坐定后，常春明利用李如海去洗手间的机会，从他带来的包里看到了一份《临江之魂》的清样。他不动声色，按照先前的约定，与李如海共同商定了伏击的地点，撤退的路线以及应急预案等。
可从那之后，常春明就开始对李如海以及出入布庄的人员进行监控。
李如海并不知道，《临江之魂》是常春明心中永远的痛。
前几年，正是常春明负责调查《临江之魂》。
由于他能力比较强，也结了几个大案，立过功，而且他也花钱打通了关系，对方承诺说，只要你捣毁《临江之魂》编辑部，抓到主要的负责人，就一定能拿掉头上这个“副”字，升职为临江站的站长。
可是，他忙活了大半年，还是一无所获，最后，他不仅被上司骂了个狗血喷头，还白白错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