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共和党人乔治.西尔斯入驻白宫后，对于悬浮飞行器技术在民用领域的限制政策开始逐渐放松，这也使得像威廉-奥尔特公司的“神谕”号这类小型私人飞行器显现了生机。但毕竟，由于反物质材料极高的获取成本，这些型号大多只是用于展现公司形象的一些宣传手段；关于究竟卖给谁，靠什么赚钱，都还是虚无缥缈的话题。但“神谕”号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它是全球最先研制出原型机并进行试飞的，也是号称最先投入实际私人运营的。威廉-奥尔特公司为它设计了优雅凌厉的外形——在某些方面，对于那些富二代来说，简直是动人心魄。而我所在的代顿大学团队，为它设计了强韧而灵巧的悬浮机体结构，使它在一台超级飞控计算机的操控下，即使没有驾驶员，也能够敏捷地穿梭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中——就像一条小鱼穿梭于遍布水草的浅滩中，或是一只蜻蜓随意悬停于某根芦苇之上。在代顿大学为其交付了2架技术验证机之后，我不知道威廉-奥尔特公司自己生产并卖出了多少架“神谕”号，但显然学院和教授的个人账户为此丰盈了不少，而我们的项目组也成了学校的明星团队。
很快又到了年末的时节，这个时节飘零的落叶、呼啸的寒风，总是让人充斥着一种思乡和渴望团聚的情绪。与古怪执拗前妻和心智缺憾的女儿，我几乎无法沟通；而每次在试图拨通电话，或者发消息时，一股撕心裂肺的痛楚总在心底升起——那是一种对受伤害的本能逃避。而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我几乎每两周与父母通一次电话，这与我在国内上大学和上研究生时情形很相似。但不同的是，我发现以往滔滔不绝地回应我并分享自己的日常琐事、新奇感悟的母亲，变得越来越沉默。有时，甚至双方找不到什么可以聊的话题，越洋的洲际电话陷入长时间沉默的尴尬。父亲还是那个样子，并悄悄告诉我，母亲有轻到中度的抑郁症。她时常自己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一动不动地一两个小时；或者没事就半躺在床上，毫无原因地流眼泪；或者将地板拖了一遍又一遍，反复地叹气。他带她去看过精神科医生，开了某些品类的药物进行辅助治疗。我曾多次想将他们接到美国来，以合法永居身份，他们都拒绝了；甚至以探亲的理由让他们先过来一段时间走走看看，也被他们以各种这样那样的理由推脱掉了：什么食物吃不习惯啦，语言不通啦，物价高啦，家里还有长辈要照顾啦……但我知道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他们不想打搅我这里平静无忧的生活，生怕成为我的累赘。在电话中总是报喜不报忧，尽量让我相信他们闲适幸福的国内生活。
但今天这次通话，母亲给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线索：“有一个叫曹凯宇的，说是你前同事，到我们家了。说是和你一起去过俄罗斯，他有很重要的消息要给你传达。但是无奈可能你换了联系方式，总是联系不上你。他说是通过原来研究院的通讯录找到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的。我不确信他的身份是否属实，所以还没给他你的电话号码，也没说你去美国了。”
“他说有什么要紧事了吗？”我忽然一惊。
“没有。我留下了他的电话，说回头让你主动联系他。”母亲的思维依旧清晰缜密。我记下了那串电话号码，在结束了与家人的通话后，心里猜想着到底出了什么事。曹凯宇知道我回国了，也知道我的状态并不好，但到了美国后，我也从未联系过他。莫非又是余倩的事？
我心头突然一紧，脑海中浮现出很多种可能，其中的一些是我不能承受的。我忐忑地跪在壁炉的圣像前，向上帝和圣母祈祷，那种令人崩溃的可能性千万不要成为现实。然后，我再三在壁炉温暖的火光前踱步犹豫着，因为拨通电话即是宣判。电话那头传来了曹凯宇一向激动而快语速的声音：“帆哥，这么久不见了，你去哪了？在哪里高就啊？我去你家了，因为我有个你肯定很在意的事情告诉你。嘿嘿嘿……”
听到他如此轻松的情绪，我也开始谨慎地乐观起来：“什么事啊？凯总。我在美国啊……还是搞飞机呗……”。
“我告诉你哈，余倩被释放了，出狱了……我也是刚知道，据说已经出来几年了。”
我心里升腾出一股欢欣的喜悦，这喜悦像一股涓涓细流开始融化我内心冰冻已久的土地。
我没有打断他，继续听他说：“据说是被平反了，波波夫才是真正的罪犯。安德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余倩现在已经回到了大陆，具体在哪里是保密的，估计还是从事悬浮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听着他的叙述，仿佛回到了幼童时代，躺在温暖柔软的大床上，听母亲读的童话。故事里的情节美得千篇一律：正义总是会战胜邪恶，光明总是会照亮黑暗的角落，真理总是会击穿谎言的泡沫。我从电话中感受着这种不真实感，但耳朵中的一切又提醒我这不是一个梦。我开心地感谢了他，并随便聊了聊彼此的近况。曹凯宇殷实的家底帮助了他，在他辞掉专业工作后，完全脱离了飞行器行业，开始投资虚拟货币，并拿着赚到的第一桶金投入了父亲的私立医院事业。目前他也算是医院的几个董事会成员兼高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