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的飞机是农历腊月二十五的，是东航派出的小型包机。出发前一天晚上，我整理好了行李，坐在公寓的沙发上发呆，外面呼啸的寒风吹打着窗户，上面已经附着厚厚的冰花。行李是一只登机拉杆箱、一个背包、一个随身挎包，没有归家的礼物。一是因为最近太忙，没有时间和心思琢磨该带些什么回去；二是我也实在找不出有什么合适的地方特产来送给谁。羊毛衫？牛肉干？奶粉？酒？好像现在也没有时间去搜寻这些东西了。我坐了一会儿，百无聊赖，思绪纷乱，于是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远处仍然亮着灯的办公区和近处的生活区，心里想着余倩一个人如何度过一个孤独的中国传统新年。然而，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父母日渐年迈，虽然电话中刻意的轻描淡写，但谁也逃避不了人之常情：临近年关，他们仍盼着游子的归来，踏踏实实地过个团圆年。为了打发这种难熬的时间，我在房间里东看看，西找找，却不知从哪里寻出一包香烟。我不会抽烟，但此时却想点上一支，似乎什么东西能随着烟雾从心中飘散出去而使自己释然。
烟雾呛的我喉咙火辣辣的，这时手机铃声响了，居然是安德烈。他语气中有点不悦，然后是无奈：“何，很抱歉告诉你，你的假期被取消了。明天你不用赶往飞机场。哎……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要跟余倩走那么近！现在，你必须把一切事情解释个明白了。”
我苦笑了一声，清了清被烟雾熏得有些嘶哑的嗓子，只是回答知道了。但同时反而有些释然：有时，当命运推着你走向森林中的某一条小径的时候，反而避免了迷路时选择纠结的痛苦。
第二天，我被叫到了一个小型会议室。对面坐的这位显然来者不善：带着一副黑框大眼镜、绷着一副瘦削的脸、梳着金黄色马尾的女人。她看起来大概五十多岁，一上来倒是很开门见山地问：“何先生，我今天邀请你来，是为了调察最近发生的一些敏感的事情。我是保密办的，我叫叶卡捷琳娜，外面是安全保卫科的。我希望你如实回答我的提问，并不吝啬向我陈述一切与此相关的、你了解的事实。这里不是法庭，但如果你说了谎话，或者故意遗漏某些重要的线索，你们的语言和行为同样可以做为口供被记录下来。请问理解了吗？”
我点点头。很显然，这里有摄像头和录音设备，外面有安保，实际上这是一个审讯室。我不知道余倩已经被审讯过多少次，说了些什么，但我的人格和原则，让我决定把实际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她。
“何先生，你近期是否接到过陌生人的电话，向你询问有关项目或型号的信息？”
我没想到她直接切中要害，犹豫了几秒钟，回答：“是的。”
“你是如何回答的？”
“我没有透露关于型号和项目的任何信息。”我坚定地说道。她那种斯拉夫人常见的浅蓝色眼睛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将信将疑地用笔在本子上记下来。
“你以前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我们在中国见过一次面。”
“你知道他的身份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叫大卫，是台湾人。”
“在第一次见面后，你们谈了什么？”
“他想有偿获取我的研究内容的情报，但我没有同意。”
她又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用笔在本子上写了起来。
“在第一次见面后、这次电话前，你们又有过任何形式的联系或接触吗？”
“没有。”我的回答力求简洁和切题，而她继续在本子上写着。
过了一会儿，她抬头问：“你和余倩之间是什么关系？”
“同事……噢，还有同胞。”
叶卡捷琳娜叹了口气，问：“你们平时在工作方面交集多吗？”
“嗯，前期在Zoe材料制备方面，有过一些交流。不过后来，交流就少了，因为我们专业不同，各有侧重。”我尽量简单地回答。
“但是你们似乎私交很好？我是说，我无意干涉你的私人生活，但我必须弄清楚，你们关系如此密切的原因。”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保持沉默。
“余倩是否向你询问过关于技术验证机试验试飞的计划和一些技术细节方面的信息？”
“没有。”
“那么你是否带她参加过试飞项目会议？”
“是的。”
“你是否知道，余倩是没有权限参加这种会议的。”
“知道。”
她又盯着我看了一大晌，继续问道：“你是否发给过她你个人的研究资料？或者向她口头透露过研究进展？或者任何型号中的细节设计？”
“我认为我无法准确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描述的概念过于模糊。当然，我们会讨论技术方面的问题，但这是正常的同事之间必要的交流。”
“余倩与你刚才提到的大卫认识吗？”
“我不知道，但我从来没有听他们俩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