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倩摇了摇头，哀叹了一声：“我想波波夫同志不会同意的，他那么在意基地的前途，这项实验如此危险……”
维克多转过头来，微微一笑，这笑中分明带着一些苦涩，但却又充满一点神秘：“我会说服他的。”
第二天整个早上，维克多的座位上空空如也，波波夫那间宽敞的办公室，大门紧闭，但时不时从半开的窗缝流出几缕烟草的气味。
“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你在研究氢弹吗？你会把整个基地，噢不，整个小镇炸成碎片的……”老一辈的苏联人，即使在联邦时代，在愤怒或喜悦时，也依然习惯于脱口而出“同志”的称呼。
“不，我亲爱的朋友，”他俩虽是上下级，但年龄相仿，似乎称朋友也并无不妥。“这个试验仅包括原子弹，而不包括氢弹。因为在中心不会发生聚变反应，而只是我们的反物质置换反应。”
波波夫绷紧了嘴唇，厚厚圆圆的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一眨也不眨。他腰杆挺直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直视着沙发上的维克多。后者始终保持着微笑，这微笑让波波夫难以捉摸。
“二十多年前……额……也就是97年那会儿，我打好了辞职信的草稿，放在你的办公桌上。就像今天一样，在这间办公室，我一样坐在沙发上面带微笑，而你也像今天一样双手插兜站在这张厚重的办公桌后，用圆圆的镜片瞪着我。”
“那天你穿着一套白色的西装，梳着背头，一股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气质，想在新的岗位上做出点成就。那天，你说服了我、留下了我——不只用理性，而且用兄弟般的情谊。”
“你说会尽最大努力给基地带来政策的支持和足够的研究经费，热切地要求我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和研究，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噢不……至少为了真理，坚持下去。你相信一定可以揭示反物质的属性和规律。你甚至打开了一瓶珍藏的格鲁吉亚半甜葡萄酒，和我这个同龄人一起聊家庭、聊梦想、聊我们共同的青春时代……到了后面，你用双手搂着我的脖子，对我耳语：‘维克多，留下来……至少给我一个机会，还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清清白白的死因……’。”
“当时，我几乎热泪盈眶，因为听到‘我们的孩子’这个词……,我几乎无法控制情绪地立刻信任了你，把双手交到你的手中。之后，你给了我超出一般员工的特殊待遇，住房、用车，甚至在我妻子去世后帮我介绍新的对象，这些我都感激不尽。特别是你一直体恤失去爱子给我带来的永久创伤，经常和我的家人一起穿过草原上的小径，走到孩子的坟墓前献上一束玫瑰，或者用莎草和野菊花编织成的花环……之后我们会坐在小山丘的顶端，看着夕阳从草原的尽头落下，吹着初夏黄昏凉爽的微风，讨论研究方向。每次你都很乐观，‘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也许真的能搞清楚那个魔鬼是怎样杀死我们的孩子的……’这是你经常鼓励的话。”
波波夫叹了一口气，双手从口袋里拔出，用手肘撑在桌面上，并用手掌搓着脸。“我知道，维克多，你失去孩子几乎要失去生活下去的一切勇气。只有探索的好奇心能支撑着你活下去。而且这好奇心被我转化成了一种仇恨,一种仇恨形成的动力，让你孜孜不倦地探索下去。”
“不管怎样，波波夫，那次你成功地说服了我留下，继续研究反物质。这次，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抉择，我希望能够说服你。这次试验虽然有一些危险因素，但确实是迈向工程化应用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极有可能，惰性元素与反物质化合，可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可以利用的新材料！只有得到了它，我们的孩子、我们所有人，才能重见光明，我们的科学生涯才不会在暗淡的微光中逐渐衰老、消亡！新一代飞行器才能从基地中腾空而起！而这个基地、这片奋斗过、牺牲过的土地，才能名垂青史！以我一个化学家的预感，这是我们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否则，所有人都将在碌碌无为、毫无建树中老去……”
波波夫托着下巴沉默了半分钟，拿起了桌上的一支笔，在维克多拿来的一叠试验任务书上签了名。站起身来，递给兴奋中夹杂着感激的维克多，并用文件拍了拍后者的肩膀说道：“祝你好运，老伙计，我也有同感：决战的时候要到了。我们不能害怕任何牺牲了。”
在维克多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了一个由十几个人组成的试验筹备小组，包括材料专业余倩、结构专业我、动力专业吴昕、机载武器专业廖中辉、能源专业曹凯宇。其中后几位都是做为提需求的下游专业，其余的人都是材料研究院的工程师。由于陈旧的会议室在装修，我们的第一次会议选在了材料研究院餐厅的一个角落。维克多刚刚在嘈杂的环境中讲完实验的思路，很多人正处在午后的昏昏欲睡，或装修噪音的烦躁不安之中。突然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径直奔向筹备组所聚集的区域。
维克多认得出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位肥胖的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是采购和后勤部门的部长彼得.亚历山大;而紧随其后的是试验室和设备专家——吉米.怀特，威尔士人，加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