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在现在的脑海中时隐时现，好像是一段飘着纯洁白纱、泛着和煦白光的美妙存在。许多似真似幻的场景、许多如梦如烟的音调，都通常在寂静而通灵的某个时刻浮现上来，提醒我那是如何让自己魂牵梦绕的白银时代：大街上是穿着喇叭裤，带着蛤蟆镜，留着爆炸头的父辈；马路上跑着的是黄色的面包车、绿色的吉普车、和白色的桑塔纳；城市的街景是有着圆形彩色窗户、形似机器人的办公楼，或者是方方正正的、镶着白色瓷砖且仅有六层“鼓楼大厦”；空中飘荡着的要么是朴实意切的台湾校园民谣，要么是节律爆棚的DISCO电子乐；孩子们追逐的是超级玛丽、坦克大战、机器猫、一休、千斤顶和大黄蜂；电视屏幕老是在白色的雪花片、新闻联播、和宋世雄高亢的体育解说之间，频繁切换。在这样一个中国刚刚睁开好奇的双眼，向大洋彼岸的花花世界看去、人间万物和社会百态逐渐醒来复苏的年代，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的医生家庭。
我出生时，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好。在我模糊的记忆中，自己的家住在一个类似于三合院的单位家属区。在不宽敞的联排平房里面，住着都是爸爸的同事。属于我们有两间屋子，一间客厅，一间卧室。关于室内的摆设和生活的场景，我仅记得几个支离破碎的片段：记得那外部镶着搪瓷的茶瓶和脸盆、断臂的维纳斯摆件、墙上贴着的发黄的挂历、妈妈瘦而精神的脸庞、爸爸乌黑的头发和因为瘦而明显的龅牙。对了，还有屋里的水泥地地板。因为每到下大雨，水不仅会顺着白灰墙壁往下淌，还会从水泥地的裂缝和小坑中往外冒，一股一股的，像小喷泉一样好看。每到这时，通常是最热闹的时候：父母和邻居往往开始手忙脚乱地移家具、搬东西。说起来，那时的邻里关系还真的特别密切，因为厨房都是在室外的；每当黄昏，各家做饭时，邻居都能通晓是什么饭——蛋炒饭还是馒头配炒蒜苔，光是靠香味就可以远距离判断。此时，做为家庭主妇若不盛上一碗，热情地递过去，总感觉面子挂不住。由于这种环境的因素，邻居之间的来往也变得非常频繁。当时的我只有一两岁，若不是靠几张仅存的照片，恐怕会把这个地方彻底忘掉。房子的门口是烧煤球用的炉子；破旧的洗衣机旁边堆放着垃圾和扫帚；不远处是水泥砌成的公共水池和污水横流的地面。但在更远处，矗立着几颗榆钱树——我还记得每年夏天榆钱成熟的时候，大人们都会用竹竿打下来一筐一筐的，用来做榆钱馒头。那种滋味，黏黏的，甜甜的，夹杂着夏天的虫鸣和晚风。再远处，仿佛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区域，然而这里却成为我的“百草园”：就是在这个破旧又带着些许原始野性的地方，幼年的我曾在这里捉蚂蚱、用放大镜烧蚂蚁、在昏暗路灯光晕下捉蟋蟀。不管是新闻联播里的苏联解体，还是天气预报中夜里有暴风雪；不管是隔壁窗户里传来的日本动画片的主题曲，还是自家收音机磁带里cha-cha-cha的DISCO，都成为这段幸福时光的背景音。那时的父母，虽然生活拮据，但留在我心中的回忆，却是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后座，听他哼唱“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你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现在，每当不开心而发愣出神时，脑海中的童年回忆是治愈我的良药。小时候我性格敏感而耿直，哪怕跟邻居的孩子一起玩，那些调皮捣蛋的也经常拿我做为捉弄对象。但幸运的是，我的确也有一两个和自己一样老实耿直的挚友，可以玩在一起。随着慢慢成长，我虽然瘦得像一根电线杆，但个子已超越了同龄人。再加上，有一次曾用石头把挑衅者砸得头破血流的定妆之战，那些调皮的小胖墩们一般再也不敢找我麻烦。记得我因采花被蜜蜂蛰过、因为摘洋葱被农夫撵过、在邻居家接受一包方便面而被父亲误认为是偷的而挨揍过、在邻居孩子的指使下偷了洗衣机上的几块钱去买泡泡糖而被母亲揍过。除此之外，无数的玩具枪和玩具汽车伴随我度过了一个相对风平浪静的童年。
到了上学的时候，我的优势渐渐来了。起初，幼儿园老师们认为这个看起来呆呆的、做什么事都慢半拍的、不苟言笑的高个子男生，是个麻烦。那时的数学老师曾叫我“迷瞪僧”；那时的语文老师通常认可小伙伴们给我取的外号“楚留香”，并拿来做为家长会的谈资。那时的我敏感而害羞，但也渐渐成为老师心中的好学生。到了小学，在家庭中培养出的顺从性格和良好习惯就发挥了作用，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甚至得到了一些同样成绩优秀的小女生的青睐。然而，我还是那样敏感和内向、容易紧张，时不时受到一些早熟的小女生的捉弄。这时，我的家庭状况也开始慢慢好转，父亲以卓越的才华和当时稀缺的学历当上了县医院的院长，母亲也脱离了忙碌的护理岗位转向更加有技术含量的病理专业。我们从单位家属区搬出，搬进了一个有院子的一户建中。在那里，我曾种了两颗石榴树，养过猫，养过狗，养过兔子，买了彩色电视和席梦思，喝上了健力宝和娃哈哈，收音机里变成了郑智化和小虎队。而这时，是九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