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田赋，大体上还是沿袭这制度。因其一年分夏秋两次税收，故称两税。如此，人口流徙较为自由，义务劳役等种种负担也获得解放了。
然而政府不再授田，民间自由兼并，所以两税制一行，便把中国古代传统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调，这一贯的平均地权、还受田亩的做法打破。这样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许田亩自由买卖，自由兼并。
自唐代两税制创世，中国全国各地，遂不再有田租额一律平等的现象，地区间贫富差距拉大。
唐代两税制还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必须拿米粮卖出，换钱纳税。如是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造成农民很大的损失。这一项田租改征货币的手续，也从两税制起延续到现在。最主要的，则是政府为了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的方便，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
自两税制推行，政府便任由民间农田自由转移，失去为民制产的精神。结果自然会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
总之，这一制度的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变的一个大项目。两税制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后也就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
对比汉唐两代的经济财政政策，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理；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这一情形，似乎唐代人更要高明些。他可以许你过富，却不让你过穷。因为唐代租庸调的主要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更在于为民制产。
唐以前，中国兵役制度遍及全民众，可以说是一种兵农合一制。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即是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即是武装集团。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不是在生产集团里寄托武装。所以只能说是全兵皆农，而并非全农皆兵。这一点，唐比汉好，这种全兵皆农制，在当时称之为府兵。
所以唐代养兵，既不花一文钱，而养将，也不使预问政事。除却战事外，也并不统带军队。武官立功，以勋名奖励。文官分品级，武官分勋阶。故武官又称勋官，勋官有爵号而无实职。
武官有勋无职，因此并不干预政治，而自有其尊荣。唐代就根据这个府兵制度来统治全国，同时向外发展，变成当时全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后来府兵制失败了。正因为勋位仅仅是一种荣誉，而不和实职挂钩，换言之，他们还是一个兵，政府要员有时还要派他们去服力役。因此勋位在身，不为荣而转为辱。武官的勋名被人看不起，军人的地位也就堕落了。
后来，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
综上，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专就中国历史论，唐以后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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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系列》是想记录一些我所看过的书。像钱穆老师的这本书，因为里面的知识点庞杂，同时还有很多价值观的输出，所以这一篇的读书记录有很多句子，直接摘录于原文。因为本身足够好，所以无法割舍。
但十几万的书记录了10k以上的文字，我认为是件很可怕的事。
这就不得不让我产生怀疑与反思：是不是有些地方摘录得太详细了？是不是不该这么做读书笔记？这样做是不是在浪费时间？这件事是有意义的吗？
今天读刘军强老师的那本《写作是门手艺》，老师说能简单就不要复杂，“简单是最高级的复杂”（达·芬奇）。又说，简单分为低级的简单和高级的简单，写作是按照“简单——绚丽——简单”的发展脉络，没有经历绚丽多彩的过程，就无法达到第二个简单，直接写出来的多半是简陋。
我想写《读书系列》是写作、实践探索的过程，所以我从“简陋”和“绚丽”中选择了有进步空间的“绚丽”。“简陋”对于本就没有硬性任务的我来说，是一种极其敷衍、无意义的行为。
那就先老老实实得绚丽下去吧，下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