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平等的。州设刺史，在汉最先本为监察官，唐刺史则为地方高级行政首长。唐代的州是郡的两倍多，县分上中下三等，而汉仅分两级，即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其职权之重，较之汉代差逊甚远。
地方长官之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署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之吏部。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政府通过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多分级次，升了几级，还如没有升。
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而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
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独立之机构，不属于三省。换言之，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了。
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二级，而后来变成三级。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假使此项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
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可以掌握该地区用人大权，于是便形成“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须得统一，但不宜过分的中央集权。
到了唐代，由考试制度代替汉代的选举制。考试的原始意义，考是指的考绩，试指的是试用。
汉代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是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而唐代则相对自由，唯一限制就是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因为工商是专门为私家谋利的，现在所考试求取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这种限制在当时称为身家清白。
地方官申送中央，由尚书吏部举行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进士及第便有资格做官了。至于实际分发任用，则须经过吏部之再考试，所考重于其人之仪表及口试，乃及行政公文等。大抵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又因礼部试有进士、明经诸科，故此制又称科举制。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
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是科举制度的内在意义和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
科举录取虽有人数限制，但报考投考却没有限制。于是因为报考人数的激增，录取名额也不得不增加。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
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大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然而这么做，容易变成资本主义。
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励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
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为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地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的臃肿。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
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乃交还政府，在其受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承北魏而来。均田制和井田制不同，井田分属于封建贵族，而均田则全属中央政府，即国家。“庸”即是役，乃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一般就是丝织物和麻织物。
唐代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定额更轻，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而且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才有租，有身才有庸，有家才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使有身者同时比有田有家。
依照历史来讲，租庸调制之所以能推行，全要靠账籍的整顿。政府的租调，全都以户籍为根据。但由于人事的松懈，地方豪强大门第从中舞弊，阻扰了此项制度进展。
即就账籍制度言，可见每一项制度的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而且任何一制度，也必与其他制度发生交叉影响。故凡一制度之成立，也决非此项制度可以单独成立的。
唐代的租庸调制，可说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而两税制则开浚了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