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死后葬于淇河之中”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水，在河床上凿竖穴而葬，封口后河水照流，而后河流偏移，墓穴便与河床埋在了一起，也正是因为如此，埋藏在河流故道下的纣王墓始终没有被人发现。 纣王墓在姜星火前世，是20世纪才发掘的，发掘的时候，便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出土的物品并不完整。 而此次姚广孝发掘，却发现了不少好东西。 “当初我收到派出去的人回信之时，便感觉蹊跷，于是命人暗中查探，果真发现了古怪的事——里面有很多的龟甲，龟甲上面还记录了类似文字的符号，这些文字形态复杂，笔画粗壮，笔画数目繁多，形式上粗犷、自然，并不能辨认出具体的含义。” “那时候我还不能确定，于是跟在江南的姜圣通信，方才确认，这就是传说中的上古文字！” 事实上，在姜星火的前世，甲骨文最初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已经发现了一些甲骨文的文字，但是并无有名的研究者留下记录，直到清朝中晚期，随着甲骨文的大量发现，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这就意味着解释权在我啊！ 非但如此，商朝墓葬，尤其是商纣王的墓葬，对于论战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众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大价值所在。 为什么商纣王的墓，对论战有特殊意义？ 是因为变法也好，守旧也罢，争论的核心命题就是：王霸、义利、古今。 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朱熹代表的理学与陈亮代表的事功之学，在数百年前的那场“王霸义利”之争，到底争论的是什么？ 事实上朱熹与陈亮所争的“王霸”，归根结底是历史观的问题，只不过将历史观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 朱熹认为上古时期及至夏商周三代，统治者为圣王，圣王之间以道心相传，心术纯正，所以社会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 而三代之后，由于道心的失传，所以汉唐的帝王没有道心，只知道利益和人欲，他们所做的仁义之举，只是恰好与上古圣王的道心一致的偶然之举，因为没有道心，所以汉唐是“霸道政治”。 其中夏、商、周三代之治作为王道政治，对朱子来说是一种基于孔子的哲学设定、政治理想，或者说，道统。 这种道统，实际上折射了理学想构建的理想政治社会，也就是圣人当政、贤者被用，如此一来则道与势统一起来，在三代以后的儒者心目中，三代之治最有诱惑之处就在于此。 朱陈的王霸义利之辩的焦点在于，朱熹与陈亮两人对三代之治历史评价的不同，以及从中体现的对“道统”的解释的不同。 而陈亮则认为需要“王霸并用，义利双行”，陈亮还说明即便是三代的帝王，也不完全是以王道治天下，中间也有霸道，王道需要霸道为自己开辟道路，便是所谓的“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 两人在三代之治历史观，也就是“王霸”问题的争论上，基于此，又引出了更深层次的“义利”之辨。 也就是说，怎么区分“王道”与“霸道”？ 朱熹区分王霸的标准，就在于讲仁义还是倡功利，仁义为王道，功利为霸道，他认为三代统治行仁义不计功利，而汉唐统治一切都基于利欲。 而陈亮认为仁义和功利是相辅相成的，利也是义，义要通过利来体现，陈亮指出即便是在三代之治的时期，同样也是追求功利的，便是所谓“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 那么关于这个论战最核心的问题看到这里，聪明人一定会问了，朱熹凭啥这么确信，三代之治就是好的？他又不是姜星火这种穿越者，他也没亲眼看过夏商周三代是什么样。 答案是，孔子说的。 孔子在《礼记》中明确表达了因循和弘扬三代治国之道的志向，便是所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等。 孟子更是言必称三代，朱熹以孔孟正统自居，其他孔孟没解释的东西他可以缝合、自己解释，但这种反复提及、说的清楚的东西，却是万万不能自己解释的，这是他的学术根基乃至立身之本所在，自然要坚持这一观点。 所以明白了吗？ 三代之治—王霸之争—义利之辩。 归根结底，都在夏商周这“三代”上。 而姚广孝误打误撞，本来是给姜星火挖坟，没想到把商朝这个上继夏、下启周的中间朝代的最后一位帝王的坟给挖出来了，而且还伴随着大量甲骨文的出土。 这相当于，可以直接通过甲骨文这个反应当时商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记录媒介，来肯定/否定三代之治。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