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后来又去看了周思昂几次，他的状态看着还是差不多，没有太大好转，也没有变得更糟。唯一肉眼可见地变化着的，是他的疤。
他手腕上的伤口渐渐愈合了，痕迹越来越浅，脸上的旧疤也淡了下去，他所谓的疤痕增生，就这样不可思议地消失了。
我不相信什么医学奇迹，他声称自己是疤痕体质的言论不攻自破，我没有拆穿他，只是找唐女士确认了一下。
唐女士听我提起疤痕体，表情很惊讶，她说周思昂从小到大都是个皮猴，身上受过无数伤，从没见留过多深的疤，她无知的样子不像是装出来的，我于是明白了，“疤痕体”就是周思昂胡诌的借口，用来掩饰他不愿被我知晓的新伤。
我没有去质问他，这不是多么大不了的骗局，仅仅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想也能猜到，他过去那些怎么也好不全的伤口是谁的手笔，可惜杨舒晴还有半年就要毕业，我恐怕抓不到她的把柄，也不希望再有把柄可抓。
开学前几周，周思昂开始看心理医生，药物的干预让他的情绪反复无常，有时候我觉得，药物起了效果，有时候又觉得，他比以前更不稳定了。
唐女士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为他休学半年，搬去首都，带他去看一位国内很出名的心理医生，同时也能去华清美院一位名师底下的画室学习，等到12月份再回来参见联考。
我对她的决定有些意外，她的生意都在北江，离开大半年之久，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我问她会不会放不下，她叹着气，眼角的纹路藏不住，她说：“我赚钱都是为了孩子，钱不是我的目的，他才是。”
看吧，人还是无法与一位母亲谈理智，在人类基因的刻写下，价值尺度永远都不可能抛却物质去度量，但在人生的天平上，“母爱”这块砝码的重量胜过一切，一旦放置，就轻易扭转局面。
周思昂启程前，我去医院看了他最后一次，他非要我带他去江边走一走。二月的北江依旧寒冷，霜雪未化，他又是病人，我怎么敢带他出门。
他罕见地闹起了脾气，不吃饭也不吃药，我和唐女士都拿他没辙，最终我还是妥协了，盯着他把自己裹成厚厚一团，才带着他出去。
江边是北江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夜晚尤其热闹，附近有一条步行街，是游客们青睐的打卡点。周思昂和我穿行在这条街，我们都捂得严实，几乎只露出口鼻，没有行人能记住我们，也没有熟人能认出我们，我们融在人群之中，就是无比寻常的两个人。
不会有人指着周思昂的鼻子大喊：“快看！那个人有艾滋病！”也不会有人知道，我是他的老师。
我们像往常一样，谈书本，谈电影，谈音乐，谈新闻，谈日新月异的时代，和时代的沉疴顽疾。我们偶尔停下了买根糖葫芦，买根烤肠，逛逛小店，观察观察行色匆匆的人们，时间过得很慢，我们走了好久好久，才走到步行街的尽头。
尽头冷却下来的人声和昏暗的路灯，都在提醒我们，该回去了。
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因此这一次的“再见”格外难说出口。
回医院的路上，我们沉默了一道，缄默不语没能化解什么，反而让情感更加蓬勃，气氛更加压抑。
直到我不得不走的时候，周思昂才开了口，他没有道别，他说：“许老师，华清离你的学校不远。”
我点头不语。
“你一定能考上，我也是。”那是他临别前的最后一句话，我的心有种异样的疼痛，比以往跳得都快。
我的胃病是旧疾，可我不明白，我的心又出了什么毛病。
我最终还是没有对他说再见。
6.
新学期开学，我住进了学校的员工宿舍，省下了租房的钱，手头宽裕了些，周末休息时我偶尔会买个车票去首都看教授，他嘴上骂我不知道节俭，脸上的表情却不会骗人。他很高兴，这让我觉得钱花的很值。
教授住在学校附近，那一片都是学校，周思昂想考的华清离得也不算太远，有几次陪教授散步路过那里，我忍不住多看几眼，他问我，是不是后悔当年没再努力学学，考个华清。
我摇摇头，跟他说，我的资质学到600分出头已经到顶了，华清铁定考不上，就是帮学生看看。他笑着问我是哪个学生，我也不遮掩，告诉他“您知道的那个”。
我有时候会想，周思昂会不会也经常在这边转悠，他的画室是不是在这附近，我们可能有机会偶遇吗？
他搬到首都之后，每周都会给我发他新画的画，我看不出他是什么风格，也无法进行专业的品鉴，只能给他一些很主观的评价和烂大街的鼓励。
我以为他会慢慢失去和我交流的兴趣，不过他还是频繁地联系着我，不发画的时候也有许多其他的话要说。吃排骨卡到了牙，不小心把颜料撒了，打篮球摔坏了膝盖，或是今天的云有些好看，诸如此类的琐碎小事，他总是保持着强烈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