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后的第二天，是王加根与父亲约好回王李村过客的日子。
天蒙蒙亮，他和方红梅就起床了。顾不上吃早饭，两人步行前往花园汽车站。从花园镇开往双峰管理区的班车比较少，每天只有两班，上午下午各一班，错过了上午的班车，就得等到下午。王厚义筹办的酒席是中午，加根和红梅上午必须赶回王李村。
他们快步疾行，时不时还小跑一段儿，到达花园汽车站时，距头班车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
买好车票，两个人在候车室里坐下来，等候进站。
见时间尚早，方红梅说她出去买几个馒头过早。
“背包里有瓶梨子罐头，你把它打开，待会儿就着罐头吃馒头。光啃馒头太干了，咽不下去。”方红梅临走时吩咐。
王加根于是把搁在长条椅上的双肩包打开，拿出梨子罐头。
罐头是玻璃瓶装的，瓶口用白铁皮封着，打开并不容易。没带刀子，王加根只能靠钥匙串上的折叠小剪刀。他把一直拎在手里的黑皮包放在长条椅上，用小剪刀把铁皮盖剪开一个口子，然后一点儿一点儿地撬。铁皮盖很结实，撬起来特别费劲，还得防止把玻璃瓶弄破。
王加根专心致志地弄了好半天，总算把铁皮盖撬开了。一股水果味的清香扑鼻而来。他忍不住把罐头瓶送到嘴边，舒舒服服地喝了两口糖水，算是对自己忙活半天的犒劳和奖赏。
当他把罐头瓶重新放回长条椅时，却发现椅子上的黑皮包不见了。把帆布双肩包拎起来，长条木椅上空空如也。他的心脏怦怦乱跳，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会不会刚才放进背包里面了？他马上把双肩包的拉链拉开，里里外外地翻找，仍然不见黑皮包。
无助的王加根抬眼环视整个候车室。
大家要么规规矩矩地坐着，要么面无表情地站着，要么不紧不慢地走着，看不出任何人神情慌张，更没有哪个在跑动，或者露出贼眉鼠眼的模样。显然，黑皮包是在他一心一意撬罐头瓶盖的时候，被别人顺走了。黑皮包里装着他的日记本、自学考试准考证、钢笔、银行存折、几斤全国粮票和八十多元现金。刚才买的汽车票在他的上衣口袋里，逃过了一劫。
方红梅拎着装有几个热馒头的塑料袋，兴致勃勃地回到候车室，一听说黑皮包被偷了，脸色霎时也变了。
她埋怨王加根太大意，检讨自己不该让他开罐头，又诅咒不得好死的小偷。但是，埋怨、检讨和诅咒都无济于事。他们只能自认倒霉地坐下来，味同嚼蜡地啃馒头、吃罐头，享用这顿代价惨重的早餐。
进站上车后，他们完全没有赴婚宴的喜悦之情，面色凝重地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最初，他们并没有打算回王李村过客，准备在牌坊中学举行完婚礼之后，抽个时间回趟王李村，发喜糖，散喜烟，向乡亲们通报一下就行了。但王厚义执意要他们回去——这位王李村的前任生产队长想在村里热闹热闹，显摆显摆。
王厚义说，他为人一场，只有加根一个儿子，如果儿子结媳妇连客都不过，太不像样子，会让他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他希望儿子媳妇回王李村过客，为他和胡月娥长脸面。
王加根想起这些，难免怒火中烧，埋怨父亲固执自私，遇事只从他自己的角度考虑，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他执意在王李村过客，既有脸面的考虑，也想借操办儿子婚事的机会，收一些礼金。
按王厚义的想法，江汉农场的哥哥嫂嫂、弟弟弟媳这些亲戚，本家二爹、皮匠三爷这些关系不错的乡亲，都会来捧场。加上他担任生产队长多年，积攒的人脉关系，而且他在别人有红白喜事时总在送礼，这次前来参加他儿子婚宴的人肯定不会少。
他考虑的就是这些因素，丝毫也没顾及儿子儿媳回王李村的难处。他更不会想到，为了参加这场婚宴，加根与白素珍彻底闹翻，几乎断绝了母子关系。当然，这种结果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
如果王厚义知道儿子回家的路上遭遇偷窃，又会作何感想？
和以往坐汽车一样，王加根又晕车了。尽管在车上没吐，但胃里翻江倒海，不停地打嗝，相当难受。在双峰管理区下车后，他站在公路边，扶着白杨树干，把刚刚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
吐完之后，他满眼是泪，感觉却舒服多了。路边有一条水渠，水渠沟底流淌着一股麻绳一般的细流。他沿着土坡走下去，在够得着水的地方蹲下身，洗了洗手，捧水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回到公路上。
阴沉沉的天空这时飘飘洒洒地下起雨来了。
西装革履的王加根，穿着高跟皮鞋的方红梅，只得跑到路边的屋檐下躲雨。这对满怀忧伤的新人相拥在一起，面对风雨交加的天气，回想起失窃的经历，心里又增添了许多愁绪。
“存折上面有多少钱？”方红梅一直记挂着被偷走的东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四十多块钱吧。”王加根回答，“是准备油家具用的。”
方红梅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