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条木椅上，花了好大的劲，才把身后半开着的窗玻璃放下来，关得紧紧的。他说，肖港到武汉做生意的人特别多，绝大部分是贩运蔬菜的农民。因为火车在这里只停三分钟，他们担心货多了上不了车，通常不走车门，而是翻车窗户往里挤。
果不其然！列车刚在肖港火车站停稳，就见站台上聚满了挑着大筐小担、背着麻袋竹篮、拎着木箱塑料桶的人们。他们不停地用手拍打着窗玻璃，大声喊叫着，要求里面的人把窗户打开。坐在里面的乘客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这时，从车厢两头涌进来几个刚刚上车的人。他们慌慌张张地直奔车窗，不由分说就要打开窗户。这些人完全不顾其他乘客的抗议，遇到阻止开窗的人就大声吼叫，恨不得与你打架拼命。结果，刚刚关上的窗户又被他们强行打开了。
车上车下乱成一片。
装满蔬菜的塑料编织袋、麻袋、竹篮或者铁筐不停地从窗户外面扔进来。喊叫声、咒骂声、争吵声、叮嘱声震耳欲聋。在车上接应的人们抓到从外面递进来的货物，随便乱扔。不管是过道，还是座位，他们只管货物有地方堆放。货一上完，站台上的人要么直接从窗口翻进来，要么急急忙忙地奔向车门。整个车厢被堆积如山的蔬菜、水果、活鸡、活鸭、乌龟、王八、鳝鱼、河虾挤得水泄不通。各种难闻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熏得人头晕目眩。特别是洋葱和大葱散发出的刺激气味，让人简直睁不开眼睛。
王加根他们早已被这些亡命之徒从座位上赶下来，只能站在过道的空地方。
“活体动物以前是不允许上车的，现在放开搞活了。只要不是受国家保护的珍稀类动物，都能够贩运。这些东西在汉口特别俏，价格也高，蛮赚钱。”徐磊俨然贩运过动物一样，经验十足地介绍，“现在农民都不种田了，专门跑汉口跑广州，做生意来钱快，比种田划算。即使种田，也不种庄稼，改种蔬菜。肖港的很多农户都成了菜农。汉口人的菜篮子，有一半儿是肖港人提供的。”
王加根本来对这些穿戴破烂、蛮横无理、粗俗不堪的菜农没有好感，听徐磊这么一说，敌意减少了许多。改革开放后，一些脑子活泛的农民也加入到商品流通环节，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做生意也不是城里人的专利！什么赚钱就捣腾什么，哪儿价钱高就送到哪儿卖。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生意人共同的目标。
列车启动后，车厢才慢慢恢复平静。
商贩们开始整理自己的货物，尽可能放得整齐一些。弄得差不多了，就开始享用他们带上车的早餐。馒头、包子、油条、油饼、烧饼、发糕、热干面……品种相当丰富，每一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吃过早点，用餐巾纸擦擦嘴，他们就从口袋里掏出纸烟，用打火机点着，香滋滋地抽着。这些烟鬼们都是各人抽各人的，只有少数几个把烟散给同伴。吞云吐雾的同时，嘴也不闲着，插科打诨，谈笑风生。从进货成本，到责任田的收成；从十二大政策，到分田到户后引发的各种矛盾。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被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不时引起满车厢笑声。
“政策合不合理，那是中央考虑的事情。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何必咸吃萝卜淡操心？操心屁事不顶！只要让我们有钱赚就行。来打牌吧，还是赢几个车票钱实惠。”一个满身油污、胡子拉碴中年人拿出一副扑克牌，拉起了牌局。
很快就有三个人响应。
四人席地而坐，在车厢中间的空地上铺张报纸，开始“斗地主”。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少说也有二十几个。大家时而惊呼，时而惋惜，时而赞叹，时而揶揄。每一局结束，都会有好半天的总结与点评。因为意见不合，甚至相互争吵，如好斗的公鸡，脸红脖子粗。
这种激烈的战斗一直延续到汉口火车站。
王加根、方红梅和徐磊下车后，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车站，马上被汉口火车站这座“西洋建筑”所吸引。
火车站居然能够修得这么漂亮！这让王加根和方红梅非常惊讶。回想起花园镇、孝天城、肖港和陆家山这些小车站，他们一下子觉得，大城市就是不一样。
跟着徐磊转过好几条街道和小巷子，爬上一栋破旧的老楼房，又七拐八绕地走了好半天，才到了徐磊他大伯家里。
男主人不在，徐磊的伯妈接待了他们。虽说住的是筒子楼，房间窄小，但屋里的东西还真不少。黑白电视机、单门电冰箱、落地电风扇、永久自行车，三人沙发，各种家具齐全，典型的城市居民家庭。
女主人操一口地道的汉腔，说话很快，行动敏捷，风风火火，待人非常热情。端茶倒水之后，她又打开电视机，安顿徐磊陪加根红梅说话，自己到阳台上的厨房里做饭去了。
王加根跟着过去客套几句，见女主人已经打开了煤气炉。
不烧柴禾，不烧煤球，不用煤油，也不用电，拧开煤气罐，划着火柴，炉灶上就冒出了蓝色的火焰。这太神奇了！王加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的玩意儿。
没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