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的话更多了。他情绪亢奋，满面红光，春风得意溢于言表。他说，自己能有今天，得感谢孝天县师范学校的领导。如果不是张雨桓排挤他，把他赶出县师范，他可能还在五里棚唱“园丁之歌”，还不知要在那座破庙里吃多少年的粉笔灰。
“一个人的潜能往往能在最低谷时迸发出来，这就叫置死地而后生。”汤正源如同哲学家一样演讲，“记得我离开县师范时就说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因祸得了福？”
王加根笑着点点头。
酒足饭饱，王加根起身告辞，说明天还要上班。
汤正源没有挽留，笑着起身为他送行，并嘱咐他别忘了给《法制宣传》投稿。
王加根准备乘公交车前往孝天火车站。路过地区汽车站时，突然又萌发了去方湾中学的念头，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孝天城离方湾公社仅十几公里，坐汽车只要半个小时。他完全可以先到方湾中学，在那儿呆几个钟头，然后去肖港火车站，坐晚上的慢车回花园。这样也不耽误明天上班。去不去方湾中学呢？他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去吧！已经二十多天没与红梅见面了。她肯定和我一样，被思念折磨得不行。近在尺咫，为什么不去了却这二十多天的相思债？一个王加根这样说。
马上又有一个王加根提出反对意见：你有没有一点儿自制力？说话还算不算数啊？再过几天就是“五一”假期，你未必连这几天就等不得？讲好了这个周末不见面，你贸然前往，就不怕方红梅笑话？万一她外出不在方湾中学，你去了不是要扑个空？
最后提出的那个假设条件，起了决定性作用。王加根不再三心二意，坚定不移地走向后湖边的公交汽车站。
事实上，这种选择是错误的。此时此刻，他的心上人正在方湾中学望眼欲穿地等着他。
每周见面已经成了习惯。方红梅觉得，她与王加根分开的极限也就一个礼拜。七天后的每一天，就感觉度日如年。思念的煎熬，已经把她折磨得形容枯槁，整个人瘦得变了形。
上班时，她用疯狂工作来麻痹自己。尽可能把教案写详细一些，把作业布置多一些，把作文批改认真一些。每一节自习课，她都会守在教室里。遇上其他老师因病因事请假，她都欣然用语文课顶替，而且不计报酬。
八小时之外，她收听英语广播讲座，看文学书，写日记。灵感来了，还会写篇把文章，只是没有投过稿。她对文学的爱好，不如王加根痴迷和执着。如果不想看书和写作，就用运动打发时间。跑步，做广播体操，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篮球。早晨和傍晚，她都会走出宿舍，呼吸户外的新鲜空气。
最难熬的还是漫漫长夜。
天黑之后，她就如同一个精神病人，疯疯颠颠。有时去办公室晚办公，或者去会议室看电视，多数时候又没有办公和看电视的心情。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一会儿又坐起来，看看书又重新躺下，电灯关了又开，开了又关。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王加根。相爱一年多的点点滴滴，每一个场景和片段，都如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重现。她时而哭，时而笑，时而悲，时而喜，泪水如涓涓细流在脸上流淌，感觉肝肠寸断。有时想得实在没办法，就翻出王加根的来信和情书，细细品读，或者捧着王加根的照片，凝视注目好半天。
“根，你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呀！我听着。根，快说呀，喊我一声梅！根，你听见我在叫你么？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就是不能没有你！”她对着照片与王加根交谈，自言自语。
不知不觉中，总算睡着了。心爱的人又出现在梦境中，甚至躺在她身边。
隔壁房间的扑克摊子散场了，传来余兴未尽的议论，以及拖动椅子的声音，把她从梦中惊醒。
她又开始哽咽着饮泣。
“根，抱紧我！天这么黑，我一个人好怕。根，我的亲人！你为什么不来看你的梅！你知道她正在痛不欲生地思念你吗？你怎么能够这么长时间不到我身边？未必真的拿得起、放得下，可以把你心爱的梅置之脑后？把思念抛到九霄云外？我多么可悲！为什么要酿下这爱情的苦酒？”
到了星期六下午，明知道两人约好不见面，明知道王加根不可能来方湾中学，她还是满怀希望地在宿舍里等待。等待着心上人违约，从天而降，出人意料地站在她面前。
恍惚中听到有人敲门，她就会从床上或椅子上弹起来，奔过去打开房门。结果，外面什么也没有。
这种无望的等待往往要到次日早晨才告一段落。
星期天，她强迫自己正视现实，回归自然。
没精打采地回到菜园子村，听祖母叨唠，帮父母干家务，检查弟妹的学习。或者，一个人穿过田野，到绿草如茵、杨柳依依的河堤上散步。置身于大自然，她的心情才开朗一些，感到舒畅和快乐。碧绿的麦浪，金黄的油菜花儿，蜂飞蝶舞，河水欢唱，她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