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左拐右拐到了许家大门口，喊上许老五一起去了队部。
谢赟家和许五美家离得不算远，直线距离连100米都不到，但真正走起来200米也打不住。
村里的路也是凹凸不平的土路，有的地方有凸起的石头，有的地方有下陷的小坑，但是走习惯了就好了，不是事。
更别说还有赵主任打着手电筒跟在后面。
谢赟三人到达的时候，开会的房间里已经有不少人了。
当事人王庆丽姐妹早早就到了，谢赟集训时的战友，也都到了。
这些人谢赟都熟得很。
其他人谢赟也基本上都认识，同一个大队，即便不熟，平时说不上话，也大概知道这人是谁。
来参会的这些人，都是柳树屯的“铁姑娘”，一个个都巨能干。
除了年轻人、青年人，还有两位年纪稍微大一点，一位接近五十岁，另一位年纪更大，头发都白了，应该有六十几岁，是奶奶辈的人。
青年人谢赟有的还不太熟，但是这两位的事迹整个柳树屯就没有人不知道的。
那位年近五十岁的，名叫王华清，生于1920年，她家原来是地主。三十年代末，她家还很有钱。
有一天，王华清大小姐想去镇上赶集，因为她裹着小脚，行动不便，出门就得坐轿子，结果，到了镇上，遇上了鬼子兵，鬼子兵把她的轿子砸了，然后，王华清从轿子里出来，惦着小脚飕飕地就跑了，跑得跟一阵风似的。
那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鬼子兵没有动杀心。她的两个轿夫把轿子一扔，也跑了，但是，这俩年轻轿夫还没有王华清跑得快，她都到家好大一会了，这俩人才跑回来。
王华清回到家越想越气，觉得自己这逃跑的形象十分糟糕，然后就怂恿她爹打鬼子。
王地主这人疼闺女，一看自己闺女被逼到这个份上，小脚都跑出血了，以后出门还不知道会碰上什么事，一咬牙，把两个儿子都赶出去当兵了，还让他们带着钱去的，他自己在家里也组织起了民间武装，在村里打鬼子。
然后，从王地主到他的两个儿子，全都牺牲了。王地主的媳妇受不住打击，病死了。家里就剩下王华清和她的大嫂，还有大嫂生的一个儿子。钱也花的差不多了。
后来大嫂改嫁，就剩了她和侄子。
50年划成分的时候，王家划了个贫农。
本来她家还有大房子，怎么着也得划个富农，王华清当机立断，把房子捐给村里做小学了，后来姑侄俩就住在三间不起眼的土坯房里，和村里其他人毫无二致。
56年，她的侄子考上大学，后来就一直留在省城生活，现在已经在那里娶妻生子，即便是动乱也没有波及到他。他多次要把王华清接过去一起住，王华清都拒绝了。
她现在孤身一人，凭劳动吃饭，比谁都能干，是队里评出来的一等劳力。
对外说是故土难离，一把年纪了，到了新的环境适应不了，但实际上，王华清心里是愧疚的，她总觉得自己要为父兄的死负责任，为王家的落败负责任。
所以，她努力干活，省吃俭用供侄子上了大学，让他有了好的生活，而她自己，就待在村子里，守着已经逝去的家人。她不能放松，不能清闲，不然就会想起以前的岁月，会让她痛苦的夜不能寐。
另一位老太太叫周大妮，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贫农，丈夫死的早，她凭一己之力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大儿子去闯关东了，一直没回来，音信全无，两个女儿也嫁人了，小儿子也娶妻生子了，大家都以为老太太该放松放松了，结果人家六十多了依然奋斗在劳动一线，依然是一等劳力，背着满满一筐石头能走好几里路。
老太太还是个正直的热心肠。是那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甚至会拔刀相助的性子。
这两位都是柳树屯很有威望的妇女同志。
俩人手里都端着旱烟袋。
人在特别劳累、愁苦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沾染抽烟的习惯。
人到齐了以后，颜主任宣布会议开始。
“我先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庆丽和庆红的宅基地已经批下来了，不怎么大，一共三分地。”
这句话一说完，王华清就笑道：“好啊，你这是开了先河了。以前申请宅基地都是男的申请，咱们妇女还没申请过呢，张光宗那家伙竟然给你批了，不错不错。”
颜主任笑道：“他一开始犹豫来着，我就问他，土地是不是集体的？妇女是不是集体的一份子？庆丽和庆红是不是咱柳树屯大队的社员？她们俩现在没地方住，你不给她们批宅基地，是要让她们跑到山里找个山洞当白毛女吗？你当大队长，对自己的社员做不到一视同仁，做不到公平公正，那你还干什么大队长啊！
他又跟我说，‘她俩不是还在家里住吗？’
我说那是她们的家吗？谁住在自己家还得付租金啊？以后王庆祥要是娶了媳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