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统治者未必皆由刹帝利担任，而且真正的刹帝利常被认为已经不存在于世上，虽然该瓦尔那在阶级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印度近代的种姓制度印记
另一方面，瓦尔那阶级虽然规范各种事物，可是实际生活中却未必依据这些规范实行，比如婆罗门理应享有许多特权，并且与刹帝利共同统治一切，但是在历史上，政治权力大都落入婆罗门以外的种姓手中，婆罗门只以其象征性的洁净受到大众景仰。同时，除了婆罗门与贱民这两个极端外，其他瓦尔那之间的种姓在现实社会中亦无明确的阶级关系，大多数的情形是种姓们彼此处于一种模糊的权力分工与关系上，而且经常与瓦尔那阶级矛盾。如此，瓦尔那阶级究竟反应多少真实性，其与现实中的种姓制度关系为何，便成为许多相关研究者探讨之焦点。
有些早期学者，如人类学家亚瑟莫里斯侯卡特，认为瓦尔那理论只能解释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不适用于近代以来的情形。印度学家爱德华瓦士本霍普金斯，与社会学家奥利佛克伦威尔寇克斯则根据古印度的神话，主张古代的婆罗门与刹帝利之间是种相互竞争最高权力地位的紧张关系，因此瓦尔那阶级反映了婆罗门想夺取政治权力的企图。
然而晚近学者以杜蒙为代表，提出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婆罗门与刹帝利原本就是种分工的关系，而且婆罗门与刹帝利皆带有神圣的性质令两者均无可替代，但它们的分工关系却是自我矛盾的：虽然在宗教地位上，婆罗门自认要高于刹帝利，可是实际的政治权力却由刹帝利掌握，这种情况下造成违反部分“洁净”规范（比如吃肉或行多妻婚）的刹帝利在种姓地位上不如婆罗门中的素食商人或祭司，这结果却非掌握权力的王族所能接受，因此瓦尔那阶级声称两个瓦尔那共享“统治一切生物的权力”，但婆罗门却将此权“授予”刹帝利，不问实际政事，刹帝利则“不需”插手婆罗门的宗教职权，且要负起“保护”与“供养”婆罗门之责，使其能安心地执行司祭职务。如此论述之下，瓦尔那巧妙地化解理论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建立起“政教分离”但彼此依赖的关系。
而且，这种功能性的分割使得即使原本的刹帝利消失了，日后掌权的新统治者却能根据此论述，模仿原属于刹帝利的角色，与婆罗门进行互动。换言之，瓦尔那是一个权力关系的架构，使婆罗门与统治者在不违背洁净与不洁的原则之下，在此之下能彼此合作，同时维系婆罗门的优越地位。此外，在英属印度时期，由于种姓制度被列入户口登记的项目，因此部分种姓会借由普查的时候，可借由宣称其瓦尔那拉抬自身种姓的地位。因此，瓦尔那阶级事实上提供了蓝图，供各种姓想像“理想的社会”应如何运作。
生活模式
如果说种姓制度的核心观念是洁净与不洁，种姓的实际运作则呈现“集体性”与“阶序”的特征。这些特征意味种姓并非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深具包容性与弹性的社会制度。
分工
种姓制度是一种以宗教为中介的分工制度，这种制度是世袭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是世袭的，这种制度有趣的地方是，同一种工作，如果只是自己偶尔在家中做做的话，不像专业那么有污染性。
同一种工作，在不同地区，态度也不一样。例如理发师，在印度南部，因为要负责丧礼事情，所以极度不洁；但在印度北部，因为不用，地位较高。
婚姻
除了婆罗门种姓不可离婚与寡妇不可再婚后，一般种姓的妇女也通融可再婚，但以第一次婚姻最认真，之后也可再婚但不太光釆，历史上如果丈夫过世那寡妇会执行殉夫仪式萨蒂投火自尽。虽然高种姓妇女不可以嫁给低种姓男子，但另一方面低种姓女子被强烈鼓励嫁给高种姓男子以提高种姓的地位。
当代制度
印度宪法第1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种姓、宗教、出生地而受歧视”；第17条明文规定废除“不可接触制”。为了保证低种姓人和贱民的教育和求职权力，印度还实施了著名的“保留政策”，不仅在议会两院为他们保留了一定比例的席位，而且在所有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中为他们保留高达27的名额。另外，还给低种姓出生的学生一定比例的升学名额。在今天，印度人的身份记录里不再有任何关于种姓的记载。
尽管自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印度宪法文规定不准阶级歧视，但是种姓制度对今天的印度社会特别是印度农村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影响。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就算在天灾时，贱民亦饱受歧视，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同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省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贱民的集中地，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