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兆一，1962年6月16日出生。
听我妈妈说，原来父亲给我取的名字是“照宇”，大气磅薄，是太阳照亮宇宙的意思。
我长大后很奇怪，父亲是个半文盲，认识的只有一两百个字，还是在部队扫盲班学的。
他在银行当保卫股长，签自己的名字“张大国”，歪歪扭扭的，像用枯树枝胡乱凑起来的。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牛逼的名字？可惜没有问过父亲。
但牛逼的名字，并不见得会让人也真的牛逼。
后来遇见一个高人，说我这名字不好，一是华而不实，好看不好吃；二是我的命格，驼不住这么硬气的名号，改成了“兆一”。
这里就要啰嗦一点，从我四岁时说起。
我四岁时，得了一场奇怪的大病，日夜啼哭不止，总是屎尿一身，差点就嗝屁死了。
妈妈抱着我，从公社医院、县医院、市医院、省医院一路跑下来，我还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家里仅有的几百元存款，是父亲辛苦攒下，准备用来买我家现在住的房子的。
这房子是一层的砖木结构，一个厅堂、三间卧房、一间厨房。另外后面还有一块百十平方的菜园子，用竹篱笆围着。钱被我折腾光了，后来只好一直租住。
几十年后，这一带拆迁，据说这栋房子，光
拆迁补偿款就有三四百多万。
妈妈每每说起，就指着我的头说“你个败家子！”
当时，绝望的妈妈只好抱我回家等死了。
那天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在南方，这么大的雪，听隔壁八十多岁的蔡公公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
天尚未亮，在农业银行工作的父亲，早早起来，要去单位金库接班值日，推着自行车一开门，吓了一跳。
门口坐着一个人，身体卷缩如虾，一动不动，几乎被雪埋住了。
那个时候，讨饭的人一般要到春节以后才来，主要是从安徽、福建等地方过来。现在还没有过年，这个连棉帽也没有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来。
父亲忙支好自行车，用力推了推这人。父亲是北方人，当兵时随部队南下，就留在地方上。他还是部队的习惯，叫那人：“老乡，醒醒！老乡，快醒醒！”
叫了几声，却叫不醒人，再一推，那人如一个冰糖葫芦“咕噜”一歪，还是没有反应。
父亲有些慌，想去派出所报案。母亲闻声出来，俯身在那人鼻子前一探，好像气若游丝，就同父亲把那人抬进屋内堂前（客厅兼饭厅）。
把堂前的炭火盆拨开，添了些木炭，火大了，屋内暖和起来。母亲让父亲把靠在墙边的竹床放下，同父亲把那人抬上去
。
直到母亲冲的一碗红糖水灌下去，那人才悠悠醒来，睁眼惊恐的望着我父母。
这人四十多岁，尽管头发像枯草、胡子拉碴，却是个书生模样。见父亲穿一件五五式的军官棉大衣，浑身就颤抖起来，似乎很害怕。
父亲是退伍军人，又是银行的保卫股股长，警惕性很高。而且那个时候，“阶级斗争”这要弦，在每个成年人的头脑中，是绷的紧紧的。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里的人？干什么的？怎么这样的天气一个人在外面？”父亲一口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很有气势，像是在审问。
母亲见不得人可怜的样子，何况是个像乞丐一样的人，又是个书生样的乞丐。母亲多年后回忆这个场面时，我看的出，母亲对那“乞丐”是有好感的。
其实，母亲对所有读书人都有好感。
“你凶什么哟？人家又没有扒你们银行的金库！”母亲把一碗刚在灶台上热好的剩饭递给那人，瞪了父亲一眼。
那人眼睛放着饿狗样的绿光，显然被这一大碗剩饭馋死了，何况还有一个荷包蛋卧在上面。顾不得客气，一把接过来，三下五除二就吃了干干净净。
他哪里知道，这里我母亲，还有我同我两岁的妹妹今天的早餐，剩饭预备拿青菜一起煮泡饭的。
那人
有了一大碗饭打底，气色就缓过来了。对我父亲说：“我叫宫汉成，是浙江温州人，老家没吃的了，跑出来寻个活路。”
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七五年，我父亲同我说到这个人时，别着嘴摇头说：“我总觉得这家伙不像个好人。温州那地方的人，说话鬼也听不懂的，这家伙虽然有温州口音，可普通话还是蛮好的。”
他还说，当时不是母亲阻拦，他早将那人交给附近大桥洞旁的公安派出所了。
母亲一旁听了，哼了一声说：“你要把人家交到派出所，你大儿子还有命么？忘恩负义！”
回到下雪的那天早上。父亲骑着他心爱的美国特锐牌自行车，匆匆上班去了。
这自行车是有来头的。一九五六年七月，父亲离开部队留在地方工作，他的首长方兴国团长特批，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