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皇宫宫室普遍狭小，北宋皇城周长不过5里，还不到明代皇城周长的三分之一。
宋太宗曾想扩建，派人去征求拆迁范围内居民的意见，想给钱赎买，但是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太宗更不愿意武力强拆，于是只好作罢，局促于狭小的宫室中。
到得南宋，高宗是个安全感严重匮乏的君主，他建皇城于凤凰山，南边就是临安府外城墙，临着钱塘江，方便他跑路。
如此布局再无发展余地，其周长约九里，实际上不够用，面积还是小！
待想扩建时，遇到了与太宗一样的情况，周边居民不肯搬走，历代宋帝不得不把扩建宫城的计划搁置一边。
因此三学学生在丽正门吵吵嚷嚷，禁军不能禁，声达垂拱殿内，“罢李曾伯”之言竟清晰可闻，让里面的君臣们面面相觑。
丽正门正对着文德殿，乃是皇帝“外朝”举行重大典礼的所在，后面就是垂拱殿，是皇帝“内朝”日常接见群臣商讨国家大事的地方。
在宋朝政坛上，三学学生是个很特殊的存在，他们没有执政权，却有议政的能力，成为最重要的民间舆论力量，影响着时政。
他们的意见，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朝局的动向，甚至被朝官加以利用。
对于他们，朝廷确实头痛，骂他们吧，正好，他们口如悬河与你辩，只怕你辨不过他们；打不得，他们只是空发议论，刑不可上，否则有辱斯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君主会被世人说成了周厉王；杀之更是不祥，如高宗朝太学生陈东上书言事，说皇帝不当即位，建议留李纲为相，而罢免奸臣黄潜善和汪伯彦。
宋高宗恼羞成怒，亲下御批，杀害陈东，可此举受到不少非议，为陈东上书辨护的官员络绎不绝。
宋宁宗庆元时，两相争朝，韩侂胄与赵汝愚斗个不可开交，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衟、林仲麟、蒋傅、徐范等“伏阙”言事，为赵汝愚辩护，“悉送五百里外羁管”。
尽管如此，他们“遂得六君子之名”，后称“庆元六君子”，获得了美誉。
对于这些楞头青来说，你搞他，他谢谢您，让他能名垂青史！
如今三学学生闹事，他们认为鞑虏横行，肆虐江南，乃执政之过，李曾伯等诸位相公难辞其咎，要求朝廷对他们作出严厉的惩罚，有激动者甚至喊出诛李曾伯以谢天下！
李曾伯不便自陈，相公朱熠抗言道：“对鞑之事，三学学生不明就里，臣以为大军尚存，乃是正理。”
诸人心忖川帅孟之祥的“存在军队”理论可真得相公之心，孟之祥认为鞑虏势大，且多有汉人签军、外蕃仆从军，只宜徐徐图之，不可轻易决战。
在鞑虏力量没被削弱时，要有耐心与他们周旋，时机不适宜时，宁可不战，是为“存在军队”用来保持对鞑压力。
他威名远播，用兵之法让川外诸军莫不遵从，找到了理由去保存实力，如今朱熠以此为李曾伯辩护。
理论不差，奈何诸将生吞硬套，一昧避战，以等待得到增援或局势变化后的绝对优势，即十拿九稳后才决战。
但诸将没有注意到川多山城，贼不可下，宋军恃山城之固与鞑作战，能够严重消耗掉鞑军的进攻态势，如今鞑军给江南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岂可等他们把一切都毁灭了再决战，也岂有稳操胜券之时？
监察御史章士元按捺不住，出班奏报道：“三学所言，不宜含糊，若置之不理，则皇上有庇护徇私拒谏之失。”
他穿着绿色蛤蟆官服（低级官员），不怕说错话，先来了个抛砖引玉。
又有左司谏沈炎出班直言道：“时局沦陷如此，执政责不可免。”
沈炎字若晦，嘉兴(今属浙江)人，宝庆进士。以湖南安抚司干办公事，破郴州李元砺起事有功，改知金华县。历任监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谏等，此人是个杠精，战斗力妥妥的，曾弹劾川中大儒高斯得及左丞相吴潜，丁大全也没跑掉，现在轮到了李曾伯。
台谏官员发声出言，如打开了一个开关，诸大臣纷纷出班弹劾，矛头直指李曾伯，认为朝廷信任李曾伯，也给了他机会，然而他却辜负了皇帝厚望，有负朝廷圣恩，置君王于不义，万民在水火里！
群臣粥粥，当中不乏曾与李曾伯交好，意气相投的人，他们也纷纷指责李曾伯无能，要他对当前时局负责！
所谓君子群而不党，他们合群而不与人结党营私，认的是道理不认人，即帮理不帮亲，如今李曾伯失道，他们同样对他不客气！
换作丁大全这边，则是小人党而不群，他们才不会去攻击丁大全的。
这么一来，对李曾伯很大的打击，他自认为为了朝廷呕心沥血，一颗公心，两袖清风，如今看到大部分人对他指责，心中悲哀无比！
他强振精神，先望向皇帝，皇帝如庙里菩萨端坐，一动不动，遂让李曾伯心凉半截。
如果皇帝支持李曾伯，向他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