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丞相兼枢密使谢方叔想搞余玠，乃是余玠的恩主赵葵与谢方叔的较量的延续，始于对蒙古问题上双方不同的政治见解。
从1235年开始，蒙古便大举南侵宋朝，破了蜀口三关五州，四川屏障尽失，鞑军先后攻下成都、利州、潼川等二十余州，肆虐四川各地，来去如在自己家中。
大宋也不是没办法对付鞑靼人，川中名将孟之祥，他虽然年纪不大，资历却是足够的。
无它，鞑靼人用他们的头颅为他铺出了一条金光大道，任谁都不敢说他不能独挡一面。
奈何孟家已有孟珙为京湖制置使，要是孟之祥为四川制置制，则对鞑前线（京湖、四川和两淮）孟家三得其二，是不行嘀！
蒙古军退后，宋朝开始在四川部署防御。1242年，余玠受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经过余玠的整治，四川驻军声势大振。蒙古军多次自西蜀来侵扰，都被宋军打退。余玠守蜀有功，1248年被任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
在他的主持下，鞑军攻势遇挫，最终退出蜀口，余玠成功收复四川。
举荐余玠的抗战派将领赵葵，1247年任枢密使，1249年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受其父赵方（原京湖制置使）影响，主张强兵御辱，抵抗外敌。
谢方叔进士出身，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反对轻易挑起战端。由此政见不和引起双方争斗。
如果赵葵继续把持相位，谢方叔的治世方略只会束之高阁，政治抱负也难以实现。为此，谢方叔联络其他主和人士，攻击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文臣武将”、“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排斥赵葵任相。1250年，赵葵右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全被罢免。
现在赵葵出外，谢方叔执政，对于余玠是不能放过的。
他先是唆使官家出旨约束四川兵将不能擅开边衅，然后
继王夔之事后，四川又出了妖蛾子，即在云顶山都统任职问题。
原来，云顶山统制出缺，云顶山军欲推举副统制姚世安为代。
云顶山距成都市区仅80余里，建有山城，有一军把守，乃是成都的重要支撑点。
南宋军队中有一种“举代”的制度，即长官出缺，部下公推，于本军中找人接任。
这种做法有利有弊，换作战事急时，不及向更高一层的长官请示，本军军官经举代上任，有利于军队的稳定和作战。
但在和平年间，“举代”的弊端多多，不利于朝廷的统治，易出藩镇。
余玠向来就想革除军中“举代”之弊，以前打仗时奈何不得那些骄兵悍将，现在四川和平自然是不能任由军队乱来的。
故他的四川制司派出统制蔡万成去云顶山上任，不给姚世安当统制官。
自封的云顶山统制姚世安，听到余玠任命的新统制来到山下，一时间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在姚世安的心里，他是打定了主意不会把这个官位的位置让出去的。但是，他又不能公然地违抗余玠的人事任命，毕竟余玠是不折不扣的四川老大。
于是他赶快拜会了一个正在利州云顶山上避难的年轻人谢公子，希望从他这里谋得一个好对策。
谢公子正是谢方叔的侄子！
数年前，南宋朝廷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时任右丞相谢方叔的侄子也受到了牵连。所以，这位丞相的侄子不得不远离南宋的政治中心，来到穷山恶水的云顶山上避难。
姚世安觉得奇货可居，平时与谢公子来往密切，两人臭味相投，故哪怕余玠派出的蔡万成到达云顶山山下时，姚世安恃势“闭关不纳”，不给蔡万成上山接任。
谢公子更是手书一封，急急派了家人，急送临安府行在，向谢方叔求援。
谢方叔本来在战和问题上与赵葵、余玠见解不同，眼看自己的世交姚世安又要被余玠的亲信取代，心中很是不快。他支使亲信，在朝中散布余玠已失去士卒之心的谣言，唆使姚世安收集余玠的过失，并通过职务之便“陈之于帝前”，弄得理宗疑云顿生。
不仅如此，余玠乃行伍出身，长于攻守而输于文采。故“凡有奏疏，词气不谨”，即不会讨好老板，措词生硬，理宗看了很不是滋味。
如此，姚世安凭借与谢方叔的关系，继续和余玠对峙。
余玠对此“郁郁不乐”，其实要解困不难，只需要他将在滞留在蜀口前线的孟之祥调回来到云顶山下，只怕姚世安会束手就擒。
蜀口三关外的鞑军为了配合忽必烈的南侵而进攻三关，攻打甚急，孟之祥到了蜀口参战，稳定局势。
余玠不想闹出川军打川军的笑话，破坏当前好局，又听姚世安说他已经向朝廷申诉，遂没急迫姚世安，想听听朝廷怎么说。
不料，他等来的是一个晴天霹雳，朝廷不仅不罪姚世安，反以金牌密令召他余玠还朝！
余玠在四川率部将力战，屡次三番打退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