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京湖制置司衙门。
“……钦此！”袅袅的香烟中，使臣念完了圣旨，史蒿之爬起来，接过圣旨，却没说“臣领旨！”
只是他面带冷笑，衙门陷入一片低气压中，让使臣心惊胆战，他也是倒霉，这趟差事轮到他来，他不得不来，看史太尉的样子，就算接了旨意，也怕有麻烦。
不过史蒿之倒没有为难他，着好生安置使臣，然后盘算起来。
这份圣旨要求史蒿之出动京湖兵马，进军洛阳，接应赵葵。
为了奖励史蒿之响应号召，加给史蒿之以“兵部尚书”职衔，事成之后，另有重赏。
朝廷要说给史蒿之升官，史蒿之则视为笑话！
你要奖励就好好奖励，给个不伦不类的“兵部尚书”，算什么？
宋朝建立了一套复杂完备的体制，通过设置枢密院、三衙、兵部等多个各负其责、互不隶属的军事机构，以“军权三分”的方式对军权施行了极为有效的制衡和约束，其心思之缜密、手段之复杂、影响之深远，历朝历代无出其右，堪称达到了古代军权管控的“天花板”。
枢密院位高权重，对全国军队有出兵权，无统兵权。
禁军三衙负责保护临安府和建康府两大重地，军官手握重兵，有统兵权，无出兵权。
而兵部的资格最老，却沦为无存在感的“小透明”
作为老资格的朝廷军事管理机构，兵部可以追溯到三国曹魏时期的“五兵制”，历经隋唐两代发展，兵部成为王朝主要的军事管理机构，权势很大。然而，随着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以及更加混乱的五代十国，地方军阀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以致于兵部的权力大大削减。
宋朝建立后，对兵部的权力进行了进一步的弱化和虚化，据《宋史》记载，兵部掌“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四夷官封、承袭之事，舆马、器械之政，天下地土之图”。
其中不难看出，兵部对厢军、民兵这些战斗力不足的地方军队进行一些管理，加上一些后勤保障、测绘地图之类的事务，对于宋朝真正的中央军“八十万禁军”（并非是实指）是根本没法染指的，更谈不上指挥作战、调兵遣将了，可以说是存在感极低。
南宋此次军事行动原本是打算在三个方向，配合夺取河南之地的，除了赵葵统领的两淮战区宋军，宋理宗还想调动京湖的史嵩之以及四川的赵彦呐，然而两大臣皆不支持此番战事。
赵彦呐不出兵声援赵葵军，吸引关中之地的蒙古军，对入洛帮助不大，也就罢了，离得远帮不上什么大忙。
史嵩之很重要，朝廷说要封史蒿之为“兵部尚书”，毫无诚意，史蒿之只能呵呵了。
他写了一道折子，托使臣带回去呈交皇上御阅。
宋理宗观看史蒿之的折子，乃是拒绝接受“兵部尚书”职衔，说什么才疏学浅，不堪大任，还有就是新近受赏，不好意思再进位。
同时，对于要其出兵的要求，史蒿之的意思是“臣不奉诏！”当然没明说。
以前交代过，“抗旨不遵”对于文臣中的重臣而言，那不是件事！
宋理宗是不会杀史蒿之的，但是否要罢黜他的官职？
找来右宰相郑清之商量，郑清之不想背这个锅，反对！
他振振有词地道：“史蒿之在京湖一带很有影响力，让他出兵几乎没有可能，但是朝廷还不能动他，万一逼急了，史嵩之拥兵自立，那么京湖地区必然大乱，那时别说端平入洛的军事行动不能实行，大宋还要陷入到平定内乱的战争中。即使顺利撤了史蒿之的职位，新任京湖制置使一时必然会难以控制京湖局面，对发兵入洛不会有利。”
撤换史蒿之这议遂罢，郑清之觉得：“为人臣者，史嵩之还不至于到了置大宋生死于不顾这种地步吧？史嵩之是个重‘事功’的人，没有实权给他是休想其有作为的，臣以为可把端平入洛督粮草这一至关战役的大任交给了史嵩之！”
于是使臣再走一遭，传朝廷圣旨，乃诏令嵩之筹画粮饷。
你不出兵可以，你支持一下粮饷吧，供应粮食给两淮军队，说是京湖地区方便供食，但在史蒿之眼中，那就是朝廷吃大户，专一找自家的便宜。
他就回了朝廷一道折子，乃“臣熟虑根本，周思利害，甘受迟钝之讥，思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其势必至於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当此之际，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
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纸调发，东西惟命。然事关根本，愿计其成，必计其败，既虑其始，必虑其终，谨而审之，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若夫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
臣受任守边，适当事会交至之冲，议论纷纭之际。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宁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