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一个脑子有病的人改变想法绝非易事。他们的逻辑自成体系，并非纯靠辩论就能说服。马尔科姆曾给詹妮娅讲过一个疯子的故事：他们经过一座村外的孤桥，有个疯子拦在那儿，声称他们偷了他的宝藏。那是个浑身烂疮，举止异常得不容分毫误解的可怜虫，因此没人会错想成是讹诈。
不知怎么，在场所有人好像都读过些关于精神病人的介绍，成了说服精神病人的专家。他们好声好气地哄他，脱掉衣服证明自己身上没藏着那个宝藏，甚至编故事说他们正在追赶一伙儿可疑的盗贼。他们讲的故事要比那个疯子生动多了，绝对得要多可信有多可信，要多逗乐也有多逗乐。他们依照专业的建议，先完全顺着对方的话说，再轻而易举地扭曲成自己的意思，试图叫这个脏兮兮病殃殃的可怜人让路。可是不成！甭管他们怎么巧舌如簧，那疯子总是兜回原点。最后他认定，他们非但偷了他的宝藏，并且还把它藏在了肚子里。他甚至想让他们张开嘴，让他把手伸进去掏一掏。那份古怪的偏执与朦胧的恶意骇住了他们几个外地的游荡者，于是他们果断地溜走了，又往前走了好几里路，从另一处浅滩过了河。
詹妮娅永远记得马尔科姆说这个故事时脸上的神气。他望着天，手里握着的几颗抛光石珠撞得咔哒响。最后他同她承认，人们常说疯子是偏执的，只相信自己说的故事，其实并不尽然。至少有一种疯子，自己也不把自己的话当真，在他们内心尽管有某种极度偏执的念头，他们也并没有丧失常人那样矫饰和掩盖的本领。所以精神病人当然也会撒谎，也会灵活地变更自己的疯话以符合他内心真实的冲动…就和所有正常人一样。
也许那疯子想要使我们害怕，马尔科姆这么猜，也许他只是不想让任何人过桥，或者想证明所有人都辜负了他。所以无论那个关于失窃宝藏的故事如何编造，最终它都不会让人满意。单纯在口才和话术上赢过一个精神病人并不能真的让他信任你，除非你迎合的是他藏在心里的那种欲望，憎恶或喜爱，暴力或讨好。这种现象里头也许有某种道理，精神病学上的，心理学上的，甚至是人类学上的，但当她那富有艺术家气质的父亲谈起这件事时，它显出一种叫人毛骨悚然阴森色彩——这难道不是噩梦特有的逻辑吗？不管你怎么努力，情况都注定要恶化下去，因为这场梦的动机就是要使你惊恐。他们最后都陷入了沉默，假装这个故事和别的“流浪壁画家冒险记”没什么不同。
詹妮娅不觉得自己能真正说服罗得。她有时会想科莱因看起来并不蠢——真的，一个不蠢的人却相信通过虐待与侵害儿童能够延寿，这怎么能说得通？可是…如果那是一种扭曲的怨恨，对于自身逐渐衰老而幼童却生命力勃发的怨恨，对于自己正逐渐丧失重要地位的怨恨…她不知道。她永远也不会知道科莱因真实的想法，甚至科莱因自己也不知道。这世上对自己内心一无所知却编出一堆大道理的人难道还少吗？
但是眼下，詹妮娅知道罗得对什么事情有兴趣。她说她老哥见过科莱因时，罗得脸上有种奇怪的近似于恍悟的表情。“你在撒谎。”他嘴上这么说，但掩饰不住自己对这个信息的满意。这家伙佯装的本事其实有点蹩脚，詹妮娅在心里想，难怪连她老哥那样的人都能识破。
她的双肩压下来，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信不信由你，但我哥哥的确见过科莱因。他在非洲的时候遇到了奇怪的事，”她顿住语句，给要说的话制造出一点犹疑，“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科莱因当时不可能也在非洲，但他描述了很多细节…我觉得他的确见过近期的科莱因。”她脸上浮现出一丝惶惑的怒气。“他所见的那个科莱因想让他加入某种活动。他拒绝了，马上就从非洲回来了，但是——”
“什么样的活动？”罗得打断她问。瞳孔深处仿佛亮起了一层暗绿的荧光。
“没人会知道答案了。”詹妮娅说，差点就屏住了呼吸，“你杀了他。”
短暂的沉默在她的感觉里被拉得很长。钴蓝色的光晕似乎在窗户边缘旋转，泛出均匀的淡白色。这种令人感到苍白的淡蓝混淆了詹妮娅的知觉，有一瞬间她以为外头已经快要拂晓了。可是紧接着她意识到这根本不可能。现在说不定连凌晨都不到呢，甭管她昏过去多久，现在多半连凌晨三点都不到。准是外头有什么安静的小车经过，因为转眼之间，照亮罗得的近似月白的淡蓝色又浓重起来，沉甸甸地压在她胸口。在这场糟糕的梦魇中，也许罗得会推翻他前面说过的话…
“那么让我们瞧瞧他的身上是否还留有线索。”罗得说。他侧过身，将靠近转角的位置让出来。随后他就这么瞧着詹妮娅，看她是否敢于上去。詹妮娅知道自己必须去，要是罗得一个人去查看尸体——尸体，她尽量让自己不去理解这个词背后的含义——他会先想办法不让她逃跑，把她绑起来或干脆弄掉她一条腿。那可就全完了。
“很好。”她说，“我也正想知道他瞒了我点什么。”然后她迈向那扇映出噩梦的窗户。每上一个台阶，空气就似乎更呛人。血腥味与寒冷混杂着灌进她的气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