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徽感觉这五方上帝的『真经』，其实也在贯彻着斐潜的一个观念，就是只要真正的经学，而不是那些后人假借前人之名杜撰的东西。
前人做前人的经，后人写后人的书，说起来本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后人非要牵扯到了前人，并且以前人的经文作为后来者的标准，或是背书，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新作没问题，其实就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
华夏前进的思想，应该年年都如新开的花一般的灿烂，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就如古花一样的苍老。
古文经的诞生，和今文经隔了一代人。
而且司马徽如今发现，古文经其实有三批，或者说是三个版本。
甚至可能还有更多的版本……
也就是从孝文皇帝，到了孝景皇帝。
司马徽之前为什么觉得古文经是真的，主要是因为古文经一个是在孔氏府内被发现的，另外一个是刘余这个人据说是从小有口吃，好声色，养狗马，没有争帝位的能力，也就不存在利用古文经来争功了……
鲁恭王所得，或许应该是真的，但是那些书籍，并没有什么后续的动静，便是无所踪了。
司马徽一度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惜，但是现在想起来，在可惜之外，就多了几分的可疑。
毕竟以常理推之，既是鲁恭王坏孔宅所得书，似乎此本就不应有孔安国家人再献之事。孔安国所谓家藏本和鲁恭王的孔壁本，很可能并不是同一个。
孔安国的古文经，应该是第二版。
孔安国的版本，是『古以今之』，也就是用今文的方式去解读了古文。所以虽然名义上称之为古文，但是实际上有可能并非真的完全是古文。
那么第一版应该在谁手中呢？
司马徽觉得应该是在刘歆手里，刘歆是淮南王刘向的儿子。而刘向的父亲是刘德，刘德又是刘余的兄长，所以如果说鲁恭王刘余获得了藏书，然后作为一个喜好走狗飞鹰，声色美女的家伙来说，将书籍送出去给自家兄弟之中喜欢这些经书的人，似乎才是一个合乎常理的推断。
刘歆对当时的博士只传授今文经，不传授古文经非常不满。于是上书汉哀帝，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燹书之后新编的经书，和古文《尚书》相比根本就残缺不全。请求立古文经《毛诗》、《左传》、《礼》等古文经于学官之中。
只可惜啊……
刘歆的古文经没赶上好时候，经过他整理的经文可能是真的，但是没过几年，王莽掌握了实权，王莽为了便于推行自己的改革，便想到了『托古改制』，于是刚刚站稳脚跟的『古文经学』正准备大干一场，把自己的学说发扬光大，却因为王莽的倒台，刘秀的崛起，而突遭变故，尽数团灭。
此外，司马徽在东观藏书之中发现，其实在汉成帝的时候，还有一个姓张的，搞出来一百零二篇的《尚书》献给皇帝。皇帝命人从库房里找出当年孔安国的献书进行比对，发现同样的篇名却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所以至少在汉成帝的时候，古文经就已经是好多版本了，而且孔安国的版本，至少在汉成帝的时候依旧在皇室之中。
其实在历史上不仅是汉代有人假古文今文的名头搞事情，就算是到了后面的封建王朝之中，也有大批的人假借古人的名头，动不动就说是某某古人所作，实际上么……
关于这个古文今文的真假，一直是华夏文人的一个情结。在北宋年间，朝廷还专门写了一封国书发去朝鲜，让朝鲜找一找有没有古代，也就是宋代之前的古文经，有的就一定要送来。然后欧阳修老先生也写了一首诗歌，其中表示『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如果能谁能找出来，定然是感激流涕。从这个方面来说，也从一定的角度上证明了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是从华夏起源发展出去的。
几千年来，华夏的流量密码就是『尊古』二字。对传统封建王朝来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时代愈古远，所说的话就愈权威，愈接近真理。
这个标准一方面带来了好处，『尊古』的精神刺激了华夏历史的蓬勃发达，也使得华夏的对于历史，历朝历代都很重视，使得后人还能读到这些千年古书。
另外一方面，这个标准也带来了坏处，在这些传统经文书籍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一层层地解释，同时也是一层层依附古人说话。形成了『经、传、注、疏』的套娃形式，一层解释上一层，各层之间有着明确的诠释权力安排，下面一层的解释永远不会去质疑或改动上面一层。
『这……或许就是骠骑真正想要我们去做的……』司马徽伸手过去，原本或许是想要拍拍郑玄的手臂，但是落下的时候却依旧是轻拍在床榻边，『郑公……老家伙，要早点好起来啊……我可不想到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上台去做这个事情……』
『毕竟……这也是你走了一半的路……古今，真假，哈哈，』司马徽长长的喟叹了一声，『都不如……正经正解啊……如今授经大典你算是错过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