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来说，说是什么上中下三策，实际上也就是『中策』相对可行，上策大多是理论化极端理想化，下策一般都是太迟缓过于被动，上下之策都是用来给中策凑数的，而郑玄所谓三得三失也是如此，其实说起来也有些像是为了最后的『一失』而铺垫的，主要的目的也多半是为了指出最后的这一点。
谏官，这个官职么，有人说是始于齐桓公设『大谏』，以鲍叔牙任之。但是也人将谏官的历史提到了周朝之初的，说这个某『保』其实就是最初的谏官，那么兴周之大保，或者叫做太保的召公奭就应该是谏官之始了。
但是实际上么，春秋之前的谏官，大多数都是公卿兼任，没有独立出来，对于诸侯王的规劝，上至公卿，下至匹夫，似乎都可以进谏言，也有不少优美的故事流传下来……
当然，借的依旧是儒家的笔头。
『谏』，主要指以正直之言启悟别人。谏官之『谏』，起初不是给一般的官吏所准备的，而是从头到尾都是怼君主，『谏朝政之得失』。『廷诤』与『上封事』是谏官将批评谏言上达君主的两种主要形式。
秦代设『谏大夫』，属郎中令，汉代沿用，但属光禄勋，东汉改名为『谏议大夫』专门负责谏言这一事项。此外么，所谓光禄大夫、议郎等，以及朝官加侍中、散骑、中常侍等号的，其实也可以谏言。
谏官的主要职责是面对君主的，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君主的不足和错误，兼及议论朝政，此职自汉代始即受丞相领导，多数时间内看着丞相颜色行事，是相权制约君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此，作为君主，自然多有不满，毕竟谁也不喜欢一个人专职在自己耳朵边叨逼叨逼，从年头到年尾，一年又一年……
所以从汉武帝开始，就逐渐的拆分谏官，将谏官的职能分化，原本主谏君的，转化为君主顾问官，主议政的则逐渐反过来成为制约相权的工具。
谏官讽君王，御史督百官，但是到了宋代之后，二者合流，并称『台谏』，总监政府、百官，对于君主的讽谏职能却日益萎缩，于是乎宋代君权反而更强，并绵延后世。华夏封建王朝中央君主集权体系，即自台谏合流后逐步成型和完善。
当然各朝各代都会表示，官员到了一定级别，都可以都可以上书指责君主的过失，甚至还有设立各种铜匣，接收不记名的表章的，但是实际上都不长久，也多有弊端。
今天郑玄特意提出来，隐晦的表示当下西京尚书台其实就是一个小朝廷了，而斐潜既然广招人才，也架设了不少的机构，从军政两个方面来说，都可以算是比较严谨和完善的了，可为什么偏偏不设立诤谏之官呢？在朝中，谏官之设是为了讽谏君王，而在西京尚书台，骠骑将军大权独揽，无人可以制约，倘若不设谏官，随时指出施政过程当中的失误和缺漏，就不怕办错事么？
呵呵，老子会办错事？
这个自然是斐潜脑海当中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但是看着郑玄，斐潜又意识到当有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也离办错事不远了。
谏官，确实是斐潜之前没有考虑到。如今一个参律院，一个直尹监，一个负责立法，一个负责记载，然后再加上庞统掌管的司直系统，大体上来说都是针对于百官的，对于斐潜本人的进谏官职，确实是一个都没有。
当然整体而言，斐潜现在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决断大事的时候，也经常召集庞统荀攸等人商议，最后才会确定下来，所以似乎也没有专门设立谏官的必要，同时么，终究谁都不乐意整天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随时挑错……
故而谏官之设，压根儿就没往斐潜的脑袋里去过。听得郑玄之言，斐潜不禁有些皱眉，『西京仅为行台，天子位于许县，何必于此设谏官？』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郑玄看着斐潜，缓缓的说道，『谏官非止人主所用也……上位之人，有过而无可诤谏者，必然闭目塞听，甚至专断独行，而坏国家之事。郡县有丞，州有别驾，而西京行台唯骠骑将军一人独尊，若不能设谏官，听诤言，谘诹善道，蹉跌不远矣。』
『嗯……』斐潜瞄了一眼郑老头，你的意思是说听你的便是不闭眼塞耳朵了？。
按照谏官的规矩，大体上算是『言者无罪』的，哪怕当面指着君主的鼻子痛骂，只要就事论事，不是故意辱君，君主可以当听不见，或者听了不去做，但不能因此降罪于谏官。
而且其他官员，固然也有权限诤谏君主，但若是选择闭口不言，旁人也不能强迫其上书谏言，但是唯独谏官不行，若是谏官不言，就属于失职。所以谏官之设，原本的意图就是为了形成一种风气，使君主习惯于听取下情，而臣子也习惯于表述意见。
这个制度，和大多数制度起初都一样，用意都是好的。
按照郑玄的意思，人没有不犯错的，所以即便是骠骑将军你现在做得都很好，但是能保证将来什么错都不犯么？只有犯错的时候，能被人即时指出，进而加以改正，整个的西京行台才能趋向于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