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其实是现在汉代的人求学的时候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远在上古时期,华夏处于时代的变革当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导致了整个政治层面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来支持自己行为,注解自己的道义,导致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传统文化周礼的权威性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因此适当的进行改造,以便在新的国度变动当中,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对于未来的社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模式,就成为了举世关注的硕大的命题,引发了思想界的一次巨大的碰撞的火花,这就是百家争鸣。
此时的儒家其实并不是孔子对于自己的称呼,而是从墨家哪里得来的。孔子此时也仅仅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但是从汉代开始,儒家的地位就逐渐的在提升,渐渐凌驾到了其他的诸子之上。
这一点,斐潜无能为力。
不是一个皇帝选择了儒家,而是华夏选择了儒家,相比较黄老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尚法明刑,都不能提供出一个系统的社会阶层解决方案……
所以斐潜只能是从儒家的根本上进行一种尝试,试着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尚未完全成型的儒家教派当中,夹杂进去一些自己的想法。
而这种尝试,就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开始。
斐潜恭敬的给蔡邕倒了一杯热茶,然后双手奉上,说道:“师傅,今文、古文何异有之?”
蔡邕看了斐潜一眼,然后端起茶碗,啜饮了几口之后,将茶碗放下,才缓缓的说道:“今文纬妄。”
斐潜知道,其实在今文和古文经学上有很多的区别,但是除了方才对于孔子和周公的崇尚之外,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针对于经书的理解。
孔子和周公所谓的立像什么的,其实也仅仅是外在的一种表现,蔡邕作为一个古文经的学者,也未必一定是早晚三炷香的拜周文王,而是因为今文经将孔子推到了圣位,因此古文经的人将周文王拉出来与其抗衡罢了,因此像后世那样稍微对着孔子或是周公像略有不敬便要如何如何的,汉代当下还是没有。
蔡邕说的,便是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最大的根本区别。
其实这个所谓“纬书”,也是跟孔子神圣化相辅相成的,因为孔子为圣人,所以他说的话肯定不是普通的话语,自然在其中另有玄机。孔子为了后人能够不走弯路,便暗藏有一批解释经书的“纬书”,来让后来者能够明了“孔子的微言”。“微言”就是隐语,含有重大意义却不易察觉的话。
在汉代,最早出现的并不是古派,而是今派,因为秦朝的原因,所以当时很多书籍都流失了,汉武帝当时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建立了长安太学,设置了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那时经书只有后来才称“今文”的那一种版本,还没有受到古文经书的挑战。董仲舒曾三次应对武帝的策问,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儒学进行发挥,把儒学改造成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神学理论体系,其中糅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的成分,成就他的一家之言。
但是后来因为汉成帝时,刘向奉命将各地收集到的旧书加以整理校订,其子刘歆在协助父亲校勘时,发现一部用古文抄录的《春秋左氏传》,觉得左丘明对《春秋》的解释较为公平、正确,想必是左氏见过孔子,所以得其真谛。
刘向死后,汉哀帝命刘歆接替父职,刘歆就建议朝廷把《春秋左氏传》,连同同为古文经的《逸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
而治《春秋》出身的董仲舒所依据的文本是《春秋公羊传》,所以很多人认为是左传是邪门歪道,尤其是在朝堂之上的官员,更是口诛笔伐,这个事件也就是今文经和古文经的第一次交锋。
斐潜说道:“读书如饮茶,冷暖当自知,若尽信书,可无书矣。”作为后世所谓树立权威,然后权威崩溃,搭建人设,然后人设垮塌的各种经历之后,斐潜明白很多东西只要是人写的,就必然会有个人的感情因素在内,如果只懂得完全一股脑的全盘接受,那又和鸭子有什么区别?
“尽信书不如无书”并非是斐潜独创,而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孟子就已经提出来了。
蔡邕几乎是眨眨眼就明白了斐潜的意思,便捋了捋胡子,说道:“子渊欲以孟攻孔?此法……何为可信之书?”
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并非是说全部不接受,而是有选择的进行接受,那么问题自然就来了,怎样选择才是正确的,那一本书才可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