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城市里不准卖活禽开始，新鲜鸭杂特别是新鲜鸭肝在市场上就变得少了起来。难处理，卖不出价还不容易保存，好多禽贩宁可把这些鸭下水丢了。如果不想买专门肉厂里的冷冻食材，而是想从一般市场上多凑些新鲜材料做个鸭杂汤如今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好在今天运气好，竟然买到了鸭肝，只是不知道爱喝鸭杂粉丝的那位奶奶今天会不会来。
“老板，在卤什么这么香？”鼻子挺灵的阿忠问。
“鸭杂，鸭肠鸭肝之类的。”
“我想吃。”
我的小店里就是这样，一旦有人点了某个菜，接下来的人闻到香味都会跟着要。一锅子卤鸭杂眼见着就要见底了。这可让我有点为难，剩下的这一点是卖了好还是为她而留着呢？也不知道今晚她会不会来。
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店里的门被推开了，一位老太太从门口缓步进来。她就是我等的那位太太，挺直的腰杆穿着一件传统风格的夹袄，走路时露出的坚定模样让人很难看出她已经八十多岁了。
“可以给我做个砂锅鸭杂粉丝吗？”她点菜时还是用那么谦逊的口气。
“老太太，听口音不像是内地人。”
的确，老太太是台湾人。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有好多台商到临近上海的苏州无锡一带投资，老太太跟着儿子到了大陆，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入冬后是儿子生意的淡季，周末把孙子托付给小的后老太太会独自去周围转转。因为每年只有这时节才会来我的店里，所以就算是忠先生对她也不是很熟悉。
“八十三了？完全看不出来呢，看着像刚退休的样子。”如同往年一样，当大家听说老太太年纪的时候，都发出了感叹。
粉丝入锅开始软下来的时候，我把最后剩下的卤鸭杂倒入砂锅里，然后又放入蔬菜。端到老太太面前，砂锅里的汤还在“咕咚咕咚”地冒着气泡，这是初冬最让人留恋的味道。
“老板，我刚从南京回来。”
“是吗？刚吃完那家的鸭杂粉丝吗？”这样的话，我的水平可比不上他。
“那老头子做不动退休了啦。那不孝子又不肯好好做，做出来的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唉，这摊子看来是开不了很久了哦。”
我也忍不住叹了口气，毕竟是一门好手艺又眼见着没了。
老太太吃完整碗粉丝的时候，店里的客人少了不少。她少见地问我要了壶米酒，接过刚烫好的酒壶后立马就倒了一杯干进了肚子。
之后，她缓缓地开口说：“这是我在大陆呆的最后一个冬天了，下个月我就该回台湾了。”
“怎么这么突然……？”
“年纪大了，越来越管不住自己的身子了，台湾的老朋友给我介绍了一家不错的疗养院，我打算整理好后就搬过去。”她又酌了口酒说。“而且，大陆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挂念的了。”
“这次真的可以整理好吗？”
“嗯，这次真的可以整理好。”她说。
其实，我第一次来上海是1945年。台湾光复，我就随着跑南北货的叔叔来了上海。对台北长大的我来说，那时的上海是相当繁华的大都市。尽管战争刚过去，可到处都是没见过的景象，特别是那些说着上海话的阔太太，虽然听不懂她们的话，可对我而言每个吐词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端庄和华贵。我很快就爱上了这里，为了说服父母在这里生活，我选择了报考本地大学作为借口。
好在我的底子还不错，复习了一阵子就考上了圣约翰大学。我是在那里第一次遇见的她。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她的成绩，我们那学校收费不便宜，她是极少数能获得学校资助的学生。而又恰巧，她和我分在了同一个宿舍里。
和在家里当惯了千金小姐的我不一样，她不仅学习好，还是个什么都会的人。叠被子，洗衣服，这些都是她交给我的。同宿舍里的那些千金，有不少是上海本地的，所以也就不常住，有时晚上还常出去交际。而那时在上海的台湾人并不多，所以周末常被留在宿舍里的我们俩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那一年的暑假，我没能买上回台北的船票，打算留校读暑期班。她说正好，本就一直想邀请我去她家里玩儿，愁找不到机会。我便跟着她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因为学习的关系，我到了大陆后其实并没有去过很多地方，也是第一次去南京。那时的南京和上海差不到哪儿去，所以游览的事儿，就只依稀记得她带我坐的小火车和玄武湖。
不过，她家里的事我倒是第一次了解。她的父亲经营一家小饭馆，听说是白手起家从街边摆摊做起来的，凭着手艺有不少的生意。她家虽称得上是小康之家可和我们学校里的那些千金比起来就有些相形见绌了。我这才晓得她为什么要这么认真读书以期得到资助，原来对她来说拿不到奖金就只能退学。
我便不要求她陪着我四处游玩，好让她趁着假期能在家里帮忙。而大致在南京城里走马观花过一阵的我，也趁着空在她家的店里帮上把手。就这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