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我照例睡眼惺忪地一边刷牙一边打开手机浏览消息。长期的焦虑情绪，影响了我的睡眠，所以都强迫自己在晚上11点之前关上手机，看一些轻松的读物，来帮助自己特别容易兴奋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一般而言，也不会有人在11点之后再给我发十万火急的信息，至少这么安慰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而这个早上，我却惊讶地看到了这么一条消息：
“所有副高级以上人员，于明日（5月21日）上午9点，在科创楼1楼圆形大会议室集合，有重要事情通报。请勿迟到，没有特殊情况不准许请假，务必到场！”
发信时间为23:15。紧接着下面是一连串“收到”。我放下刚用完的牙刷，草草地把手擦干，也回了一个“收到”，便匆匆拿了外套和一块面包下楼，钻进了车里。
在S市的高架路上，已不再现昔日国际大都市早高峰堵车场景。我一路压着80Km/h的限速，静静地开着，偶尔超过几辆稀稀拉拉的汽车。今日，仿佛路上的车比往常更少了一些，不过这也好理解：自从3月份奥密克戎毒株在S市大流行以来，许多公司都已经停工了，商业也处于冷冻状态。短短2个月时间，这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超级城市，感染人数以指数函数的数学模型递增，到今天已有150万人被检测为核酸阳性，广播里每天不厌其烦地播报着每个区的日新增病历数。但对这些，我已经麻木。就算是感染、生病、死亡，那只是数字而已，与我一个麻木的中年人何干。这种麻木似乎也在这种一线城市具有十分广阔的传播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恐怕没有几个真正关心陌生人的生死存亡的。看似忙忙碌碌、五彩斑斓、欣欣向荣的人世间，也许其背后都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最原始驱动力。有时，我觉得城市中的人群与蚁群也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无非追求的是锦衣玉食、繁殖权利、和声色犬马的感官刺激而已。现在，唯一还能让自己麻木的心起点波澜的是那件事：那个异乡的雨夜，那个陌生人的承诺。
这是一间能容纳300人的半圆阶梯形会议室。我到时已经人头攒动，我没有不理会那些按部门的区域划分，随便找了个位子，翘起二郎腿摊坐下来。不用仔细观察也能感受得到，这里的气氛充满着难以压抑的兴奋、诱惑、怀疑、和争议。项目部的中年阿姨们一如既往地凑到一起切切私语；结构部的老油子秃头工程师们一脸疲态地望着被射灯照亮的主席台，摆出那种惯常的生无可恋的表情。总体气动部几个年轻的新员工兴奋中有点紧张——他们的消息网还没建立，因此也许真的不知道这么大阵势意味着什么，只能不知所措地盯着主席台的一举一动，正如同他们在大学的课堂上盯着教授的那种求知若渴的眼神。坐在第一排的领导们则大多表情凝重，但却各怀心事，如果仔细凑近观察一下，或许会发现很有意思。头顶上与人民大会堂同款的照明灯，宣誓着这家研究院的权威：中心的Logo是一架飞机的抽象简化，威严中有些灵动，在柔和光线的照射下，透出蓝色和绿色的幻影。我一直很喜欢这个Logo，甚至很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毕竟这里是举国上下少有的几个整机设计院，曾经设计过中国第一架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并承接了国际上的一些外包项目。不管是从技术、经验、人才、还是视野方面，都无可挑剔。甚至说是国之娇子，也毫不为过。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精，却无法有机、高效地整合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一流的人才、二流的技术、三流的管理”是员工们经常调侃的说辞。可悲的是，长期的官僚化管理体制的戕害，也波及到了人才和技术层面，研究院常年面临的人才流失。有些不甘平庸的工程师，不是跳槽到了医疗器械，就是被汽车公司挖走，通常薪资能够立马翻上一番；而没走的人，也基本没什么心思研究技术：他们往往向“体制”妥协，搞一些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也许永远用不到飞机型号上去的“花拳绣腿”技术——但没关系，只要领导开心就好。甚至有些时候，他们还要故意弄出点乱子来，以吸引领导的注意。毕竟大多数中层领导也十分愿意饰演救火队员的角色，因为这样方才显得自己很忙、很有成就感。而那些老实芭蕉地一次性把活干到完美的工程师，因为点不起火苗，反而最不吸引领导的关注。
我想着这一切，不知什么时候，主持人已经安抚好会场秩序和说完开场白，院长已经在台上了。“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我们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院里副高级职称以上技术和管理人员大会，是为了通报上级的一项重要指示。下面我为大家宣贯文件精神，请大家认真收听和体会。”
“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在特殊时期航空工业系统工作重心大调整的决定……”
“我只读与我们院相关的部分……经国务院航空工业系统特别工作组的研究和决策，在上述时间内，XXX飞机设计研究院，将工作中心由自主大型民用客机项目研制，转为新一代联合空天飞行器及新概念武器系统项目研制。大型民用客机项目无限期暂停，保留设计资料、试验件、试飞机。技术人员及项目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