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那年，妈妈又怀孕了，我被丢给了老家的太爷。
太爷已经八十多了，头发和牙齿都快掉光了，身子佝偻着，患有严重的风湿病。
为了治病，他总是去地头挖新鲜的地黄吃。
我当时还小，不知道什么是地黄，只觉得它长得跟块姜似的，削掉皮后露出的果肉很干净，有点像妈妈爱吃的雪莲。看太爷一口一个吃得香甜，我馋了。
有次趁太爷不注意，我偷偷咬了一口，刚嚼两下，那股味就直冲鼻腔，苦得我“哇”地一声吐了出来，忙不迭地跑去漱口。
居然这么苦啊。
这么苦，太爷竟也能面不改色地吃下？我实在想不通。
这事被太爷知道后，他先是笑话我贪嘴，后来每次去挖地黄时总会带上我，教我认地黄，还把它的花茎拔下来让我吃。
“吃吧，这个是甜的。”他说。
我却不敢吃，后来忍不住小心翼翼地舔了舔，果然很甜。
我放心了，从此又多了一样零嘴。
地黄的花开起来是一串一串的，一支花茎上往往能开好几朵，像一堆深紫红色的长喇叭，表面还毛茸茸的，每次见到它们，都让我想起妈妈冬天盖的那床丝绒被。
真的很甜，可惜只在夏天开花。
老家的大人们大部分都进城打工去了，又大又深的宅子里只住了我和太爷两个人，一到夜晚就安静得可怕。
太爷还总喜欢讲鬼故事吓我，说这宅子是光绪年间盖的，以前死过不少人，他的妈妈和媳妇都是在这里死的。他还让我闭上眼睛，用耳朵仔细听，说：“你听听，是不是有风在阴飕飕地吹？”
被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感觉到了一股阴风正悄无声息的袭来。寒意慢慢攀上脊背，我吓得打了个冷颤。
太爷咧着嘴，得意地笑了。
除了喜欢编故事吓唬人之外，太爷对我还是很好的。他堂屋的门前有一个大水缸，他在里头填满土，种上了葡萄，每到秋天葡萄熟了的时候，他就会把它们剪下来浸在冰冷的井水里，留给我吃。
然而太爷终究太老了，没有精力陪我玩。他大部分时间都歪在躺椅上睡觉。他睡觉的时候，我就不声不响地蹲在他旁边，看地上的蚂蚁爬来爬去。
这座老宅似乎和太爷有了共息，每当太爷睡去时，它也便没了动静。偌大的庭院，又空旷又阴冷，一丝声响也无，叫我除了太爷身边外哪儿也不敢久呆，生怕那些铺满青苔的墙后会突然伸出一双邪恶的黑手，把我拽进无底的深渊。
我只能陪在太爷身边。
午后的阳光透过树荫洒在太爷身上，这是院子里唯一的暖。我蹲在躺椅边，静静观察着光影在太爷身上的流转。
我不缺衣，不少食，只觉得孤独。
四岁时，妈妈生下了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妹妹。
又是一个女孩。
为了能继续生，妹妹一生下来就被抱走送人了。太爷得知后，只是沉重地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说。
一种从未有过的复杂情绪涌上我的心头。我形容不出那种感受，只觉得那是一种比地黄根还要呛人的苦，呛得我眼泪直流。
被送来老家一年后，我第一次哭了，哭得歇斯底里。
尽管那时的我还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哭。
太爷陪了我三年。
三年后，他死了，上吊自尽。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太爷的生日，秋高气爽，他独自在庭院里枯坐了一整天。傍晚时，他塞给我几枚硬币，嘱咐我去街上买二两花生米。
我以为是他想吃，高高兴兴地去了。
回来时，我发现院子里的灯灭了。
老旧的庭院里黑洞洞的，没有一丝光亮，周遭充斥着冰冷的寂静。我惊惶地喊了声“太爷”，没有人回应。
太爷堂屋的大门紧闭，明明走时还是敞开的。
我拎着花生米，推开门，拉亮电灯泡——太爷的尸体就悬在正中央的梁上，满是褶子的面皮变得青白，舌头耷拉得老长。
原来，人的舌头真的有黑白无常那么长。
不知为何我没有跑出去叫人。我蹲在太爷前方，避开那一小摊尿渍，把花生米袋子敞开放在地上。
花生米是猪油混着白糖炒出来的，上面裹着一圈雪白的糖霜，很香，也很甜。
我一口气吃了半袋，才想起来这是给太爷买的，似乎应该让太爷也尝尝。于是我在剩余的花生米堆里扒拉出个头最大，糖霜最厚的一颗，举着递给了太爷。
太爷的嘴太高了，我够不着，好在他的舌头垂得很低。我举着花生米蹭了蹭他的舌尖，以为它会被卷进太爷的嘴里。谁知我刚一松手，花生米就“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太爷的舌头已经僵直了。
我遗憾地把那粒花生米捡起来，用袖子擦了擦，扔进了自己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