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同谈《共产党宣言》，谈苏联社会结构，设想我们的乌托邦，畅享驱逐列强共同富裕的中国。我将自己在异国一年多所接受的新思想，所学过的新文化讲给他们听。
在场没有一个人不为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担忧。我们集思广益写出自己的文章去试图唤醒尚未完全醒悟的同胞，我们呼吁大家团结在一起，我们用拿起笔和纸自己的方式去抵御外敌。我们像大部分三十年代的青年一样为国家民族而日夜奔波，早生华发。
我无瑕再去顾及阿廖沙，但偶尔还会在某一瞬间想到在莫斯科的点滴。我想他大概是生气了吧，我就这样扔下一封信扬长而去。我曾无数次想过去联系他，但是我们已然变成敌人的眼中钉，我担心再把他牵扯进来。
1939年春，我跟随李秋蔓和张永乐向南方迁移，我们不得不离开北京去别的地方开展新的宣传活动。我们辗转广东，湖南，最后来到重庆。在重庆我们才得以暂时落脚，开展活动。
1939年5月3日，日军轰炸重庆。我拿着新编的文稿去找指导老师，飞机的轰鸣声在天地间震荡，我能感受到掀起的风如刀片一半划过我的头皮。伴随轰鸣声随机而至的是人们的哭嚎与呐喊。我本能的去逃跑，但是无济于事。炸弹并没有直接落到我的头上，但也不至于幸运到免于一难。炸飞的墙体板压在我的身上，崩裂的碎片滑破我的皮肤，我看到殷红的血液从我的身体中汩汩流出，清楚地体会到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生命终点的那种无助感。我想我现在一定丑的要死，幸亏我的阿列克谢没有看见。
趁我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身体的重创时，我拿出被血液染红好像已经和血肉粘连的文稿，将它们撕下来如同生扯自己的皮肉一般，疼痛让我得以片刻清醒。我从口袋摸索掏出阿列克谢送给我的笔，将怀里还难看得清的文稿涂黑用笔尖划破，然后用最大力气将他们撕的粉碎，一部分吞食入腹，一部分任由他们随风而去。
我的血逐渐染红了身边的土地，我攥着阿廖沙送给我的我们初遇他写纸条的那只钢笔，将它放在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好像又回到了1936年，我第一次见他。那天的阳光也和今天一样刺眼。他跑过来问我的名字，像我索要一朵向日葵。是啊…向日葵，向日葵是金黄色的，我的阿廖沙可不是，他的头发有点发白，只有在太阳的照射下才有的日光的颜色，他的头发软软的，他总是将头发别在耳后。
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好像听见他叫我去和他看芭蕾舞剧，他让我打扮漂亮点。 "希望你没有像我一样草草一生。" 我想这样和他说。再后来我什么都听不清了，只看见他在笑。今天的天真蓝，像阿廖沙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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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的断联让阿列克谢逐渐失去了耐心，变得敏感易怒。
"为什么不回复我？"这句话时常侵入阿列克谢的脑子里，每每想到这句话他浑身好像上弦一般，控制不住地焦躁难安。他想要摔碎任何一个触手可及的东西，仿佛有无数个虫子在啃食他的骨节，让他难以抑制的去扣挖自己。
阿列克谢设想过无数的可能，他他害怕他的女孩已经认识了别的男孩，他害怕她已经不在喜欢他，他害怕她过度操劳，他害怕她故意不回，他害怕她精神崩溃，他害怕她再犯哮喘……他设想无数个可能。但是他从未设想过，或者是不愿去想娜塔莉亚可能遭遇不测。
他将所有怒火撒在她身上，仿佛他是一个负心女一样，但是又难以控制的去思念她，渴望她的声音，她的温度，她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