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
墨尔本，七月初，深冬。
复古造型的电车叮叮铛铛地掠过眼前，游客们兴奋地与来车合影，林悠悠带着一顶起球的黑色冷帽，黑色羽绒服，单肩斜挎着帆布包在等车。
头发到了有些尴尬的长度，扎在脖子里，一点点痒，她想着哪天有空了自己剪一剪。
同住的小姑娘搬走了，不然前些年她们都是互相帮忙剪发的。
想到这里，她有些想念那个比她还小几岁的姑娘，福建沿海小镇来的，刚来的时候与祖父母通话时会瘪着嘴，偷偷抹泪。她底下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弟。
南半球并不如人们想象中只有阳光沙滩四季如夏。墨尔本的冬天漫长而寒冷，五点太阳就倦怠地落了山，不顾还在匆匆返家的路人。
雨天比晴天多，下雨的时候，街口，便利店，站台，电车，到处都是湿哒哒的，一股霉味。
家中没有取暖器根本过不去冬天。
比起外来客，她是对墨尔本了如指掌的当地人，但对比真正的当地人 —— 她瞥了眼身旁穿着学生制服大聊特聊澳式足球的几个金发高中男生 —— 她又永远是个异乡人。
眼看又要下雨。
车来了，缓缓往北开去，她把耳机塞进耳朵里，试图隔绝这个雨天。
耳机是有线的，不如那些蓝牙入耳的时兴，也没有降噪功能，鸣笛声，轨道声，雨声，几个车位的青少年大声的玩笑声都和音乐混为一谈，她的思绪也陷入暂时的混沌之中，不经意地转动酸痛的手腕 —— 冬天长时间地浸泡冰块，使她手肘的关节时常处于酸疼和麻木之中。
到了中央火车站，换乘人多，前后花了七八分钟电车才重新出发，她站在只有一人宽的走道上，努力地把自己的雨伞拿得离坐着的人远一些 —— 一位满脸不耐的白人大妈披着钩针围巾，带着红色的框架眼镜，斜斜看了她好几眼眼。
她住的远，想着，待会儿这些坐着的人里总有人要下车吧。她在寿司店忙前忙后了一天，腿都要断了。
电车的车厢和车厢之间是老式的双层连接门，这时忽然开了，前头车厢太满，匀过来几个人。
林悠悠也是让无可让，侧着身子，让他们过去，大妈的口红都快贴上了她的羽绒服。
最后一个人走到她身边，不动了，林悠悠心想，这人也想抢位置不成，no way！
抬起头，愣了愣，迟疑地招呼：“怎么是你。”
蒋培羽背着书包，头戴式耳机，看样子像是刚刚结束学习。
“好巧。”他取下耳机。
“去哪儿呢？”
“Boxhill。”
“吃饭？好巧。”
“嗯。”
她住的地方也在‘盒子山’周边，只是离火车站有些远，要转几站公交。
出城几站后，大妈和她的花臂同座都下了车，车厢内松泛许多。
他们并肩坐下，林悠悠刻意看窗外，想着这样总可以维持一些客气和距离。
哪想到郊区只剩夜色茫茫，二人的面容在车窗上都无处遁形。
“你工作很忙吗。”他忽然问。
“嗯，有点。”
他们都知道的，意在言外。
两周前蒋培羽的那条约饭短信她次日才看到，没有回复，以为可以就此淡忘。
她并不想再与蒋培羽搭建起联系，何况十年之后他们确实孑然不同，说白了，除了眉眼轮廓还有迹可循，几乎成了两个陌生人。她看过了他的朋友圈。他确实如她无数次想象过的一样，搬家，升学，恋爱，出国。
乡音已全改，甚至连偏爱的口味都已变换。她吃不了太辣的湖北菜了。
十年像一把锐利的锉刀，把那点青春回忆留下的可以相认的痕迹，一一挫平，再涂上别的颜色。
何必呢。
她上次回国时与王佳见了一面，她嫁了个有钱的武汉人，开着奔驰车，但好像并不快乐，开口闭口都在跟她说钱的事情，香奈儿的钱，二套房的钱，小孩上补习班的钱，同乡里谁死了作人情要封的钱。几乎再难在这个打扮精致的少妇身上寻找到童年竹林中奔跑的玩伴的痕迹。
那天回家的路上她有些懊恼，也许不见这一面更好些。像密封的酒，一旦见了风，很快地就会腐坏。
“我看到你朋友圈了，我能去看房吗？”蒋培羽忽然问。
与林悠悠同住的同乡小妹签证到期要回国了，她前几天刚把招室友的广告发在朋友圈。
“你要找房？”
“嗯。”
“要倒两趟车，你上学不方便的。”
她知道他现在住的地方，市中心，阔绰的留学生首选，离一切都近。
“我爸破产了，城里的公寓涨租，负担不起，我也不愿再多伸手问他要钱。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