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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东西大部分留在了老家。有没丢掉的高中校服、厚厚的笔记和作业册、几乎是每一次的成绩单、丢掉却在补办后出现的交通卡、偶尔会买的少年jump和同学推荐的轻小说、用旧的mp3和手机、好久以前的相册和同学录之类的。
我不常会看这些东西，导致它们摞在房间角落的纸箱里无人问津，再打开的时候已经积了一层灰。给手机和mp3充上电，把笔记一一拿出来，逐个翻找，抖出一两张折起的信纸或是信封，厚厚的少年jump摞在一起，颜色鲜艳的轻小说也拿出来放在一起。最后是相册，大部分都是国中时期的，我翻到最后的几页，看到了十年前穿着乌野深色制服的自己。
蓝色的便签贴在右上角，墨水已经逐渐褪色，洇出陈旧的浅淡。照片寥寥几张，除开集体照，更是少之又少。其中最醒目的，大概是二年级的文化祭那一张。照片里十七岁的我手搭在黑白琴键上，侧对着镜头，不长不短的头发搭在肩头，露出耳朵，被同班的一圈人围着，是文化祭的结束时分，大家簇拥过来，唱了一首《铃儿响叮当》。
我那时没碰钢琴有一段时间，捡起来重新练也只练了几首要用的曲子。回忆片刻，发现自己记得的好像只有简单的儿歌，于是在和圣诞节完全无关的这天弹起了这首歌，轻松、欢快又活泼。这首歌的录音文件静静地躺在MP3的目录中，连带这我演奏的上一首曲子一起，再播放的时候，有滋滋的电流声在跳动，钢琴琴音流淌，带着笑意的合唱的歌声像是波浪，层层涌起，泛出洁白的浪花。而下一个冬天，就是三年级的冬天了。
那一年的深冬是离别的深冬，大家频繁地祝福和道别。那一年，乌野排球队挺进了春高全国赛，新年的时候，我和外婆去神社参拜的时候正好遇见了菅原他们。冬假结束后，排球队又马不停蹄地前往东京。我的忙碌程度和春高赛赛程大概难分伯仲，在忙碌的日子中再见到菅原孝支时，已经是距离入学考试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将近冬季的时候，班主任和班上的同学一对一谈心，聊关于所谓“未来”的事。事实上，我对于“未来”并不觉得茫然，也不觉得惶恐，在被问到有关的事时，回答得很顺畅。虽然听起来老气横秋，但对于并不是喜欢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这一点，我早已接受了，也是自觉地向着既定的目标行进着。
那个冬天最后一次见到菅原君时，是一月的某个早晨，我早起来学校收拾东西准备去东京都考试。那时候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菅原君和泽村同学来的时候我正蹲下来摸桌肚里的东西，然后站起来的时候把他们俩吓了一跳。
菅原君系着天蓝色的围巾，一只手按住胸口一边说“吓死我了！”。泽村同学和我打了声招呼，说早上好，然后走回了自己的位置。我对菅原君挥了挥手，又从桌肚里掏出几天前在便利店买的曲奇饼干，递给他当作道歉。他接过去，眨了两下眼睛，望向我装满的书包：“诶、这是...?”
我把最后一本笔记塞进包里，大概是因为东西太多的原因，拉链的地方不太顺畅。我捏着银色的拉链头试了好几回，都没有拉动，回答菅原君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啊、我就要去东京考试了，正好是今天。”
菅原君放下他的背包和手里的那包曲奇饼干，从我的手里接过了书包。他手指捏住拉链头，轻轻地试着拉动了一下，随后伸出手指去碰拉链内侧，“啊”了一声，说是卡到旁边的面料了。他稍稍低头，琥珀色的眼睛垂着，看上去专注又认真，在听到我回答时又“诶”了一声：“提前去了吗？”
拉链顺利拉上了。我点点头说对，又问他：“你呢？”
虽然有和菅原君聊到说我最近要去东京考试的事，但是我们其实不清楚彼此的志愿学校。菅原君挠挠后脑勺，答：“也快了、大概是一周后这个时间——？”
我“啊”一声，算作是知晓的回答。菅原君对我说了“考试加油噢”一类的话，弯起的眼睛和笑容都很漂亮，我大概是回答了“你也是”。又过了几个月，到春天的卒业式的时候，我在人群中看到被排球部的后辈包围着的、和同伴站在一起的菅原，想了想还是没过去打扰他。三濑小声地问我考上了哪个学校，我答了学校名字。她惊讶地瞪大了眼，又靠过来笑嘻嘻地撞了一下我的肩膀：“不错啊！是在东京都吧——？我倒是留在宫城了。”
我说宫城也不错啊。她戳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明明大城市更好。我想了想，这样回答了她：“...那你到时候考大学院的时候过来？”
三濑笑了，说她才不愿意再读大学院了，当了这么多年学生早该当腻了。又开玩笑似的说到时候来东京的时候会来看我。我耸耸肩，告诉她其实我学校在离繁华东京五十多公里的八王子市。她真情实感地“哈？”了一声，说好惨——那看样子我们班只有菅原一个人在繁华东京了。
我“诶”了一声，问她菅原君大学也在东京都？三濑朝着人群那边努努嘴：“你自己去问好喽——话说你和菅原关系比我和他熟吧？你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