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安最近很开心，因为连环杀手案处理的迅速，大理寺丞注意到了她并调她入大理寺工作；福安最近也很不开心，明明大理寺丞有意向将李为善一起调入大理寺，可李为善怎么说也不答应，一时说自己能力有限，怕处理不了大理寺的工作；一时说王乐与要出嫁，他得帮忙准备嫁妆。福安气的大骂他：“侯爵娶亲，自有宗室安排，要你帮忙什么？你有本事再敷衍我一点！”
李为善被福安赶出门，委委屈屈地站在门外，垂眉道：“我能力确实不行嘛……”他还没说完，就听福安喝他道：“谁说的！我并没见你比不过其他人，为什么你总要这么贬低自己？”
李为善道：“我并不是贬低自己，我确实对做官没有兴趣……”
福安又喝道：“胡说！你对做官没兴趣，当初是谁要进县衙来？”
李为善不好说这是为了你他才要的县衙官职，但他确实对做官没有兴趣，甚至可以说厌恶。
这种厌恶是有来源的。自从李父意外去世，李为善跟随小娘去了彩绣城，而彩绣城以彩绣闻名，自然满城里都是织彩绣的工坊，打小李为善就跟着小娘在工坊里打工过日子。因为从小在工坊里摸爬滚打，彩绣的打版、排工、裁剪、质检、包装、物流他都十分熟悉，十五岁左右，李为善成了一家彩绣工坊的监工。
彩绣城对外的生意红火，城内的工坊也一直忙碌，为了保证织绣的效率，保证工人的稳定自然就十分重要。每年三四月和九十月的旺季，各工坊都要大量招工，此时，无数外地工人凭借工头或熟人的介绍涌入彩绣城。
这些人里一大半来自附近乡下，因为家里没有田地或者不善耕种，便来城里打工，再贴补家里的老人和儿女；一部分是别国偷渡来的偷渡客，这些人因为各种理由在本国活不下去了，便躲在船舱里偷渡到邻国的港口城市；还有一部分是坐过牢、卖过淫，社会不能收容他们……不管前史如何，彩绣城的工坊一律不管，只要好用能干就行。
但是彩绣城的官府不这样想，他们自有他们的一套规矩：没有其他门路只会织绣的工人们最好欺压，是衙役们月底冲业绩的最好工具；没有路引的工人们不利于治安管理，要遣散回国；社会底层的渣滓本就要被随时监督防备，最好继续关进牢里以防他们再闹事……彩绣城官衙里的大人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他们完全不在乎工人们如何生存，只按照他们的规章条例来。
这样的矛盾屡屡导致工坊的工人们和官府的衙役们起冲突，生长在工坊里的李为善自然对工人们无限同情，十分怨恨这些官府的狗腿子。即便到了凤凰城，进了县衙，见到了衙役们对查案判案维护治安等本职工作的激情和信仰，他还是对这些官衙的狗腿子们有介怀，总觉得他们会突然地对路边摆摊谋生的老人开一张巨额罚单，又或者突然地对某工厂进行突击检查，将那些可怜的偷渡客驱逐出境，又或者故意监视有坐牢史的人，以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将其送入大牢。
自进入县衙工作来，福安很喜欢的一句话是“依法怎样怎样，法律怎样怎样”，但对李为善来说，这句话如同恶咒，让他每每听到都心惊胆战。
还在李为善小到不能上绣架的时候，每月十五，他都要接受工坊老板的任务，去看看劳动所的监察人到哪了。如果快到工坊了，就赶紧跑回来，这样工坊里的那些不得已早早出来混社会的童工和没有路引的偷渡客就能提前躲起来。因为机灵，隔壁街总是被没收摊位的小摊贩们也会拜托他去盯环保所的检查人员，没有回收资格的收废老人也请他帮忙看看附近有没有环保所或者劳检局的人，街头巷尾卖提神茶的姐姐们也会给他一块糖，让他帮忙盯着衙役们会不会突然闯进来，李为善小时候还不懂为什么提神茶也要防着官衙，长大了才略微知道她们防的是一手捞钱一手占她们便宜的混账衙役。这些劳动所、环保所、官衙的人每每出动，都会说“依法怎样怎样，法律怎样怎样”，但在李为善看来，法律不庇佑底层的穷人，法律不是穷人的法律。
李为善质疑法律，不信任官府，厌恶衙役，自然他也不愿意做官；去县衙也就罢了，好歹能庇佑下贫苦百姓，去大理寺能做什么呢？他又没有官瘾。
福安不懂李为善对官府的抗拒，她不明白为什么让他去县衙工作可以，让他去大理寺就不行？“再问你一次，真不去大理寺？”
“殿下有能力尽管往前走，我做殿下背后的男人就好。”李为善站在门外，扭头偷偷望着福安。
“可我们两分开，就会少很多见面的时间了。”
“可我们两还是住在一起啊，我会接送殿下上班的。”
福安对上他尽显真诚的眼神，只觉败了，叹道：“行吧。你在县衙要多多想我，要时刻记得我，至少每天要想我三次。”
见福安松了口，李为善忙进来拉她的手，他多高大一个人，偏要和福安挤在一个座位上 ，还要把头靠在福安肩上撒娇：“知道了，我会多多想着殿下的，殿下也记得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