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广东投资实业之前，还得考虑一下这里的投资环境。这个国家目前仍旧处于分裂和内战当中，投资能否实现盈利的第一要素是政治。现在广东政权掌握在革命党阵营手上，她在这里做什么都很方便。
其次便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原材料和市场了，现在中国一穷二白，倒是不用担心劳动力价格的问题。原材料方面广东煤铁乃至于稀有金属一应俱全，有一定的开发基础，不过成质和产量较为平庸。
市场方面国产货技术和质量跟不上，许多高价值的商品需要从外国进口，这样中外就形成了以出口廉价原材料换取高价工业品的被殖民式经济关系了。
以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应当采取一定的进口替代政策，优先发展加工业来取代进口商品。但依附于海外市场的经济对于一个政府短期来说还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关税相对容易征收且腐败程度较低，不容易引起抗税。你依附于海外市场，进出口增多了，那么关税不就涨了。
在现代国家，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从国内企业和其员工手上抽钱，这年代却办不到这么精细。农村正税是田，每年按土地收税；城市正税是厘金，厘金总体上设卡征收过路费为主。这两种征税的方法是比较容易实施的，这样看政府能从民营民族工业中获得的好处有限，因为民营民族工业发展而导致亏损都有可能。*
但话也不能完全这样说，一是中国还未收回关税主权，进出口税率都被定在5%，在关税谈判前从外贸中获利终是有限。况且发展民营企业就是藏富于民，一些听信了作者在某红书上科普理论的人，可能会提出类似于“国民财富不等同于国家财政”这样的疑问。这就是没有结合时代和国情具体分析了，说白了这年头地方政府养富人就和养肥猪一个样，等需要用钱了便肆意强征摊派，劫富济自己。所以从方便横征暴敛的角度来讲，藏富于民还是有不低收益的。
还有一件必须要交代的事是，哪怕这个时期军阀天天轮战，遍地是土匪流寇，中国的产业资本总值仍旧是持续增长的。
哪怕是在1914-1919的一战红利结束以后，在1920-1936期间仍旧保持将近5%的增长率，而其中国营资本的增长率是10.6%，民营（不包含外商投资）资本的增长率是9.3%*。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速率一般是要比先发国家高的，但中国乱成这样都能持续以较高速度增长，还是不得不佩服这个民族。
经济若是不增长乃至于负增长，那就说明市场行情很差，亏钱的很多，竞争者们对仅存的资源进行争抢。而经济增长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赚钱的机会更多，新资源正在不断被创造，这个时候的盈利机会也更多。
那么谈好了经济大背景，具体在建厂时又该建设什么种类的工业呢，古月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制糖上。这个年代的土法制糖工坊主要设置在乡镇的工坊之中，蔗农们自集股金开办水榨（以水车为动力）、旱榨（以牛拖为动力）榨取蔗汁，然后用铁锅烧煮制成黄片糖。*
土法制糖技术拙笨，成本高，出糖率低，不能与洋糖竞争。外国甜菜种植业和机械制糖革新速度快，进口数量不断增加，已经逐渐开始取代土糖。待到土糖被蔗糖打败，中国又要被打开一个倾销工业品的口子，现在引进外国先进设备自然是迫在眉睫了。
引进加工设备的对象自然是美国，古月手上最多的是美元，在那里也有关系。除此之外，还需要引进先进的爪哇蔗种。爪哇蔗产量高适应力强，日本人在我国宝岛种了后都说好。
除了设法让甘蔗厂落地外，另一个需要开办的重要工厂是水泥。现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要修的新建筑多，对于建材的需求也高，增加水泥供应也有利于其它工业的发展，民国日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依赖水泥。
这两项计划虽然敲定下来了，订单也在谈了，人手也开始组织了，但总的来说需要时间。就在机械设备还没落地的时候，孙明德就已经来广东了。中华革命党在实践上虽然是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但孙明德胸中还是怀有一套计划的。
首先这个时期的中华革命党诞生于1914年的东京，诞生原因是二次革命的失败。这个党最开始就是孙明德的私人党派，所有党员入党前需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
更好笑的是，每个党员之地位取决于入党时间：凡在革命开始前之前入党者，即为“首义党员”，日后为“元勋公民”，将被赋予“特权”；凡在革命开始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入党者，即为“协助党员”，日后成为“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革命胜利之后始入党者，即为“普通党员”，日后为“先进公民”，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
这样具备着人生依附关系同时严重违背平等和民主理念的政党，能够得到广泛支持那就怪了。经过了几次失败后，孙明德自然是有所反省，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见识到了群众的力量。于是经1919年上海改组之后，极大放宽了入党条件，规定凡赞成党的宗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