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党之乱’，东学党是什么？”珍妃扫了一眼堆在御案上的厚厚一摞奏摺，成功地捕捉到了一个陌生的名词。
“说了你也不懂。”皇帝只顾奋笔疾书，并没有抬头。
“您不说，我又怎么会懂嘛。”她小声抱怨着。随后又识趣地说：“奴才是不是打扰到您了？”
“还好。当然，如果你少说两句的话，就更好了。”
“哦……”珍妃乖巧地点了点头，“那我不说话了。”
此时正值初夏，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变化多端。皇帝感染了风寒。他蹙着眉，一只握成空拳的手抵在嘴唇上，轻轻地咳嗽。发现她在盯着自己看，皇帝问道：“看什么呢？我脸上有东西吗？”
“我想把您的每种样子都牢牢记在心里，方便我见不到您的时候拿出来回味。”
“你真傻。”他笑着说。原本清朗的眉眼更加澄明了。于是一整个冬天的雪，都融化在了他的眉目里。
“奴才可不傻。”她凑过来，“这是顶顶重要的事情呢。”
然后她又开始半是撒娇半是认真地缠着他，让他发誓，除了她之外，自己从来没爱过别人，一点点的动心都没有。好像小猫抢食一样，大有抓住了就不松手之意。对于她对自己的这种占有欲，皇帝心里是很喜欢的。珍妃看出来了，所以总是在他面前有意无意地表现这一点。明明彼此心里都清楚，这些是不可能的事——比如皇帝永远不会只属于她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事业；比如在她之前，他的经历并不是一片空白。可她偏偏要反过来说他是她的人，强调他是只属于她的。珍妃乐于扮演一个完完全全折服于他、依赖他的爱才能活下去的角色。
她太懂得怎么把握他的心。
谁能想到，朝鲜爆发的东学党起义，竟成了日本挑起战争的突破口。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借口出兵朝鲜，并找借口不断增兵，战事一触即发。
“可以一边添兵，一边使英、俄从中斡旋讲解。”
“那也要日本先撤兵再说。”皇帝说，“撤兵可讲，不撤不讲。皇太后也表示，不准有示弱语。”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一切战与不战的讨论都作废了——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发起攻击，并击沉了中国的运兵船“高升号”，造成八百余名中国官兵遇难。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即公元1894年8月1日，清廷正式下诏对日宣战。
“倭人逼人太甚，开衅在前，偷袭在后。应迅速进剿，扬我国威。”皇帝在“见起”时这样说。
这是皇帝亲政以来的第一件大事。
他是多么盼望打一场胜仗。只要这场仗打赢了，不但自己可以像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那样为天下后世所景仰，更能为国家一雪几十年来被列强欺凌的耻辱。
朝阳的光辉照在他年轻的脸上，给他镀上了一层绚丽的金色。
朝廷里一众人的志在必得很快被清军的节节败退击碎了，剩下的只有埋怨。人们急于为前线战事的失利找到一个或几个罪魁祸首。管理北洋，此次延误军情，平素对外又一贯妥协的李鸿章，和外行指挥内行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首当其冲。
“易俊、高燮曾两摺参劾海军提督丁汝昌。”翁同龢拿着这两本摺子说，“该提督畏葸无能、巧猾避敌，已经有不少人参他了。”
“丁汝昌乃发匪降将，对‘投降’一事简直是驾轻就熟。”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李鸿藻不失时机地附和道。
皇帝只顾低着头摆弄一只碧绿透亮的翡翠扳指，把它转过来转过去的，似乎没在听他们说什么。
“皇上……皇上？”翁同龢见状，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想让皇帝的思想转回到丁汝昌身上。
“啊，”他回过神来，“你继续说，我听着呢。”
“诸臣弹劾，异口同声。不治此人之罪，公论未孚。臣等请将其革职，令其戴罪自效。”翁同龢说。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皇太后的六旬万寿圣节，举办万寿庆典。是日，大连湾失守。
十月二十四日，旅顺陷落。日军将屠刀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平民，在这里进行了四天四夜的屠杀。
光绪二十年冬天的天空是灰蒙蒙的，像一块坚硬而冷漠的铁。它看不见人间的疾苦，看不见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怎样屈辱而沉痛的一切。
一边是悠扬的乐曲，一边是血腥的屠杀。这些冤魂临死前的悲鸣无法上达天听，于是粉饰太平下的极乐，与伏尸遍地、血流成河的极哀，荒诞地在同一个国度轮番上演。
美国公使田贝到总署，自称奉其国电为中日调处，清廷需承认朝鲜自主，并赔偿军费。皇帝说：“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现在却说停战，会不会是用计误我啊？”
十月二十七日，皇帝接到旅顺失守的电报，怒不可遏，下谕旨惩办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