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即将作为钦差大臣去福建督办军务，赴任前来向翁同龢辞行。这是他第二次短暂地回中央任职然后又外放到地方。上一次回京任职是在光绪七年，正好赶上慈安皇太后崩逝。一方面是他性情耿直，实在与同僚搞不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也不适应京官的生活节奏和工作方式。
“怎么又要走呢？”翁同龢关切地问。
“我在地方上散漫惯了，受不了中枢的勾心斗角。”话一出口，左宗棠立刻自悔失言——这不是把对方也给说进去了么！连忙岔开话题：“今上冲龄践祚，国家又逢多事之秋。翁师傅，你身上的担子重啊。”
翁同龢忙道：“相国大人言重了，我实在惭愧。”
左宗棠摆摆手，摇头道：“哪有言重。君心为万事之本，辅导圣德是第一要紧的事。”又叹了口气，说：“我们这批臣子老了，不中用了，怕是等不到皇上长大成人的那天。他才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已几近失明的眼睛里仍然闪动着倔强的、不灭不屈的火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当如是。翁同龢心想。
尽管和左宗棠并不算很熟，但翁同龢初次与他见面就认为其豪迈之气俯视一世，此时对他又增添了几分敬意。至于同僚们私下议论的那些，什么刚愎自用、倚老卖老，翁同龢皆不以为然，认为左相国是理直故而气壮，也确实功在社稷，有傲慢的资本。
二人坐谈良久。临别时左宗棠又叮嘱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凡小事精明，必误大事。”
一年后，左宗棠病逝于福州。翁同龢寄去挽联：
盖世丰功犹抱憾，临分苦语敢忘情。
皇帝倒没有辜负左宗棠的期望，他对书籍和翰墨的兴趣非常浓厚。在翁同龢看来，皇帝通达明敏、日进无疆，学业方面不用担心；只是时常有耐心不足的表现，性情还需涵养。
某天温熟书的时候，皇帝突然发问：“翁师傅，我有个从前学过的问题想拿出来探讨。《论语·述而》里那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你怎么看？”
“是光绪二年讲过的。只阐述前人的学说，自己不加以创作，相信并爱好古代的事物。这是对古代文明的尊重。”翁同龢捋着胡须，慢悠悠地答道。
“既然这样，那孔子为什么要删诗书呢？”
“这……”翁同龢没想到他会这么问，一时语塞。片刻才回答：“孔子删诗只是一种观点，尚存在争议，没有得到普遍认可。”
“且不论他有没有删，我认为即使贤明如孔圣人也不会每句话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如今这个时代。一味地迷信前人、墨守成规并不可取。”他的语气中略略带了点矜持的骄傲。
皇帝在讲话时已经努力表现得像个大人了，可他不知道自己仍是一副孩子气的清澈神情。他渴望被别人当成大人看待，所以总是想把这抹带着羞涩和稚气的清澈从自己的脸上赶跑，却怎么都驱赶不散。眼睛出卖了他。
该到布置功课的时间了。翁同龢提问：“为人上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爱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他回答得很干脆。
翁同龢点头道：“请以‘为人上者’的角度，为苏轼的《喜雨亭记》作一篇跋文。”
看着时而蹙眉思索着、时而胸有成竹地下笔的皇帝，翁同龢陷入了沉思。
光绪二年，也就是他六岁时，指着书本里的“财”字说：“我不爱这个，我喜欢‘俭’字。”两位师傅都感叹这真是天下之福。
也是这一年，讲到人心与道心之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皇帝奶声奶气地说：“我做事皆依道心。”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样子。翁同龢不禁失笑。
七岁那年冬天，总也不下雪，皇帝几次前往大高殿祈雪，希望上天普降瑞雪，以利来年农耕。终于有一天落雪了，他欢呼着跑出门外，站在庭院中伸出双臂来迎接这些飘落下来的白色的精灵。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他的帽子上、身上、手上、睫毛上。太监们怕他着凉，拿着伞追出来要给他打伞，却被他躲开了。“我喜欢雪，”皇帝欢快地说，“这是上天的馈赠。雪停了之后你们谁都不准去扫，留着多好看啊。”结果积了一寸厚的雪还是被清扫干净了。他为此颇为气愤，叹气道：“这些人真不懂我的心，就像长沮、桀溺不明白孔子的意图所在一样。”
光绪五年的万寿节，宁寿宫一连多天开戏，书房放假四天。前两天皇帝几乎只露了个面就到后殿读书写字，两天后继续到书斋读书。他说：“钟鼓雅音，这些都是‘郑声’。”“郑声”即儒家排斥的俗气音乐。又说：“随从人皆愿听戏，我却不愿意。”
关于皇帝如何天资聪颖、如何好学、如何语出惊人的种种事迹流传于街头巷尾，大家都盛赞当今圣上隐隐有明君之相。翁同龢作为首席帝师，也自觉面上有光。
可未来将交到他手上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