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姜星火始终没有什么表示，朱棣反倒柔声道： “放心，若是真有万一，朕可发中旨赦他。” 所谓中旨，便是自唐宋以降，皇帝自宫廷中发出亲笔命令，或不通过正常流程而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的圣旨。 《睢州志·袁可立传》载：“袁可立曰：‘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已而，果得中旨赦之，可立不为动。” 嗯，最终司法解释权归皇帝所有。 事已至此，姜星火也不好多说大吸血虫什么，这时候也只能借势而为了。 不过他的心底，对皇权却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终归是难看了些。” 朱棣也知道这样做不好看，但说实在的，昨天他做决策的时候，也没有细细推演有可能发生的结果，只是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中，不管怎样他都能用皇权来兜底，所以不妨闹大点。 如今姜星火点了出来他也清楚，自己做的不甚妥当，所以虚心请教道：“那依国师之见，该如何处置呢？” 姜星火沉吟片刻，把自己昨晚想的办法说了出来：“不若直接两件事并做一件事，藉由李至刚的案子，推动案例补充法的产生和定期修改天宪的制度。”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强者只会抓住机会达成自己的目的。 不待朱棣询问，姜星火自己继续说道：“所谓案例补充法，便是如《大诰》这种，以实际的司法判决案例，来为后世的判决定标杆，类似的案件，自然可以追溯，如此一来，一年复一年之下，虽然不可穷举，但总有接近的时候，遇到棘手的、《大明律》里没规定具体判法的案件，总有一个参考依据，以此律、例并行，有律择律，无律择例。” 老朱的祖训这玩意，说实话，基本坚持到明朝中叶就都报废了，法律制度也是如此。 法律是随着时代的需求而不断变化的，而老朱规定大明的法律就得以他钦定的《大明律》《大诰》为准，而且要万世不移，不增不减，这怎么可能？ 哪怕姜星火不插手，案例补充法的诞生，也是必然发生的。 事实上，现在是永乐元年（1403年），如果历史线没有变化，那么到了弘治十三年（1500）明朝的中枢就会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并且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新增三百七十六条内容，于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新增三百八十二条内容，此后律、例并行。 案例法这种东西，基本上三、五十年就要重修一次，把这些年里遇到的司法判决实践的结果给补充进去。 “律、例并行？这倒是个好办法。”朱棣微微颔首道。 事实上，对于明代惩戒吏治的法律制度，一般人有一个刻板印象，也就是老朱经常把官吏杀的人头滚滚，动不动就扒皮实草，所以是“重典治吏”，事实上，明代对官吏犯罪，尤其是贪污行为的判决并不是以严刑峻法一以贯之的，而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洪武开国时期，之所以对待官吏犯罪持有的态度是乱世用重典，就是因为元朝法纪太宽泛，吏治太烂，所以老朱在位期间，不仅制定了対官吏惩治严厉的《大明律》，还又搞了一套《大诰》。 嗯，别人是法外开恩，老朱是法外加刑。 到了洪武末年，老朱为了后世的大明皇帝仍然能够继续推行重典治吏的政策，将大诰当中的许多内容规定到了法律当中，洪武三十年的时候，当《大明律》修改版正式颁布天下的同时，朱元璋选择了《大诰》中的三十六条重要条目编纂为《钦定律诰》，附载于《大明律》后，统称为《大明律诰》。 属于法外加刑再加刑了 但是在姜星火前世的历史上，随着明朝中叶《问刑条例》的问世和几次修订，从法律上讲，虽然《大明律》的判决依旧是最高标准，但实际操作层面，对官吏犯罪的惩治逐渐从法外加刑开始逐渐减轻。 “至于定期修改天宪，便是将《大明律》的地位抬高到天宪上去，而《大诰》和其他案例补充法则定性为例法若是有顾虑也不妨加些限制，譬如天宪每隔若干年修改一次，一次最多只能修改几条等等。” 天宪，本就指朝廷最高法令，通常所谓“口含天宪”，指的便是皇帝说话就是法律。 而如此一来，《大明律》高高在上，拥有最高优先级的法律地位，但可根据时代的进步定期修改；《大诰》和其他案例补充法作为例法，则是次一级的法律解释，同时可以不断地补充司法实践。 当然了，在封建时代，任何制度设计，哪怕是开国皇帝亲自定的制度，后面能不能好好维持下去，也是要打个问号的。 但无论如何，有更好的制度设计，总是比没有要好的。 朱棣陷入了纠结。 要搞钱，不动盐法、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