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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一十一章 国策【求月票】(2 / 6)

淇国公丘福和成国公朱能,虽然打仗可能会比曹国公、魏国公厉害,但在其他方面,那就是完全的天差地别了.靖难勋贵里95%都是中下级军官出身的实战派,四年前丘福是千户、朱能是副千户,没有靖难这档子事,他俩一辈子都爬不到公侯伯的位置上,更遑论进五军都督府了。

所以指望他们能有多少文化造诣,那实在是难为人了,这东西对于武臣来说,没有两代人是养不出来的.当然了,如果养出来了,对武臣来说也未必是好事,因为武臣的本职工作就是打仗,而培养文化素质,第二代人或许还能打,到了第三代,基本就开始走下坡路。

毕竟,文武双全也太难为人了。

这种议论国家大政的场合,谁没文化谁尴尬,反正李景隆是不尴尬的。

李景隆继续说道:“所谓四民皆本,便是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即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

“北宋取消了过去之前延续了上千年的、对于商人在各方面的歧视,也取消了坊市制度,商人可以在市场里的任意时间进行交易,只要给国家交税就行,这就造成了北宋商业的高度繁华。”

“当然了,为了收税,北宋制定了严格的律法,不允许对商人进行勒索,北宋的商业环境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不仅有专门的官吏管理交易市场,而且禁止缺斤短两,每个市场都有统一的度量衡参考,并且官府保护私产。”

这时大皇子朱高炽插话道:“元初有学者马端临曾言: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宋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

“那北宋朝廷为了分商贾之利,想来商税一定很重?”三皇子朱高燧也问道。

“非也。”

理财专家、户部尚书夏原吉解答道:“大明是3%,北宋是5%。”

“拉弗曲线。”

半天没说话的姜星火忽然道。

“拉什么弗?”

“拉弗曲线”,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姜星火前世,由美国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提出,并且作为美伶宗里根的经济顾问,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里根经济学的基础原理之一,就是减税这一招,非常管用。

通俗的说,拉弗曲线描绘了国家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国家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听起来很奇怪,但实际上道理很简单。

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想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课以重税并非是一个好选择,相反,降低税率反而会起到刺激经济活跃,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

姜星火给奉天殿内的众人大概解释了一下“拉弗曲线”的道理,让刚才脑子里只有【加税、加税、超级加倍!】的朱棣大概弄明白了,原来拔毛不是越狠越好,得细水长流。

“所以王安石搞市易法,便是因为北宋的商业足够发达,商人足够多,交易量足够大,就如同青苗法一样,北宋的两条国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四民皆本’,才是根源所在。”

“大明有这个基础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没有!

田地制度上,大明实行鱼鳞册、黄册的“双册”制度;商业政策上,大明执行严格的“重农抑商”政策。

这两种政策,几乎是与北宋截然相反的。

朱棣问道:“那国师以为,大明同样也要‘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四民皆本’吗?”

听闻此言,就连一直默默地当隐形人的内阁众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笔,认真以待。

“不能!”

姜星火严肃地答道:“王安石变法给我们的变法,提供了最直观的参考样本,而从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田地制度绝对不能贸然改变!”

听到这句话,内阁众人松了口气,黄福、蹇义也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

鱼鳞册、黄册的“双册”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端,但却是大明朝廷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最重要政策手段,如果这都要改,那显然是天都得塌了。

“姜星火虽不算老成谋国,但这一点倒还稳重。”兵部尚书茹瑺看着姜星火,心头暗暗道。

虽然他是跟着皇帝的态度走的,但茹瑺的心里并不是特别地支持变法,在茹瑺看来,不胡乱折腾就是最好的,如果姜星火连田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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