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桂军一向都是以能战闻名于国人，此前又进行了整编以及补给，士气高昂，战士们也是急切地想要上战场对抗日军。 但是，跟其他的中国军队不一样，因为桂系处在西南地区，并没有跟日军交过手，所以各级官兵对于战争仍旧是停留在内战各种对手的火力概念上。 所以，过于自信的桂系名将白上将，给桂军所制定出来的作战方案便是他们惯常使用的中央突破法，凭借过人的勇气正面对日军的阵地发起冲锋。 结果是，英勇的桂军将士们排成了密集的冲锋队形，组成了一波接一波的人海攻击浪潮，在毫无遮掩的空旷地带就发起了进攻。 可惜的是，血气之勇和敢死的精神终归地敌不过现代化的钢铁洪流。 在他们冲锋的半路上，就遭到了日军上百架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舰炮的攻击，往往是，一颗重磅炸弹和炮弹落下，整排整连的战士就没了。 但他们在悲壮的军号声中，依然义无反顾毫不退缩向前冲锋，为身后的友军筑起了一道血肉城墙。呐喊阵阵、枪炮轰鸣，日军恐怖的火力网如同死神一样，无情的收割着前方战士的生命。 最终，七天的时间内，整整6万名在国内战争中百战余生的精锐老兵近乎全军覆灭，总共10个旅长牺牲了9个。 整整6万人的精锐部队啊！ 这么多的鲜活的生命，在日军的炮火中化为尘土。 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选择向日军投降，也没有任何一人向后逃跑，在这惨烈一战中，用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留下了自己的英名，也写下了抗日战争史上悲壮的一幕，让无数后人都为此感到敬佩。 但是，在他们投入战斗之前，日军已经向战场大规模增兵，完全构成海陆空一体式进攻态势并获得了战场的主动。 也就是说，他们参不参加战斗，淞沪会战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当时国军最好的方式就是尽量争取交替掩护撤退，而不是继续投入大量的兵力来和日军继续缠斗。 而21集团军共六个师60000余精锐桂军，完全可以做掩护撤退或者不投入战场做以后抵抗之生力军，甚至在后来南京保卫战中也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并给日军造成更多的伤亡。 周文不知道当时的校长是怎么想的，莫非是已经输红了眼，有了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才将这些精锐部队用于不切实际的反攻作战。 而且，在淞沪会战的后期，校长已经调集了将近70万军队，在纵深和宽度都不超过100公里的狭长区域与日军决战。 而这些部队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如中央军中最精锐的宪兵总队、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等部队全悉参战。 而在德国顾问倡导下建立的，上海到南京之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两道国防线却是兵力空虚，根本没有做好防御准备。 最奇葩的是，就在日军已经占据全面优势，压迫得中国军队全面退守苏州河以南，局势已经难以挽回之时，担任前线指挥的陈上将和白上将都向校长建议撤出上海，但校长却是仍寄希望于国联出面调停，要在上海战场坚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抵抗的决心。 这已经看出校长当时的心态已经失衡，对于国际形式和日本人的野心没有了理智的判断。 而几天后，日军两个师团从金山卫一带登陆，从战略上形成了对中国军队的包围态势。 此时形势已经非常危急，几十万士兵的生命危在旦夕。 前线众多指挥官再次向校长提出撤退的建议。 但校长仍然沉浸在等待国联调停的幻想中不可自拔，迟迟不下达撤退的命令。白白耽误了宝贵的三天时间。 等到他突然醒悟过来，下达撤退命令的时候，为时已晚。 由于撤退命令下达突然，各部队之间的撤退路线根本来不及协调。 车辆和人员都挤在一条公路上，部队已经完全混乱，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头上有日军飞机轰炸扫射，身后有日军坦克大炮轰击，最后撤退变成了惨不忍睹的大溃退。 期间只有个别部队组织反击，但在全军争相逃命的情况下，于事无补。 中国军队在撤退过程中的伤亡非常惨重，甚至后世的很多专家认为，大溃退中损失的部队，已经超过三个月与日军血战的损失。 也就是说，中国最精锐的十几万部队、十几万从淞沪会战的尸山血海中存活下来的百战老兵，没有牺牲在与日军的血战中，却是在大溃退中被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围追堵截、衔尾追杀，白白牺牲在撤退的路上。 更悲催的是，一路撤退到吴福线的中国军队已经编制混乱，军心士气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