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从神台上抱下来，拂去上面的灰尘，用一块花布包袱小心翼翼地包好。到了大货结婚的日子，她一手挽着装有座钟的花布包袱，一手牵着孙儿王加根，挪动着缠过的小脚，到双峰管理区搭班车到花园镇，再从花园镇转火车到陆家山，然后步行十多里路到瀤河边，最后坐小木船过河，就到了她的娘家白沙铺。
当老人家郑重其事地从包袱里拿出座钟，交给记账的司仪，并提出算三十块钱记入礼单时，白大货当时嘴巴都气歪了。
他阴沉着脸，显出极不高兴的样子，叫司仪不要收这座钟，让姑妈原物带回去。理由是，这座钟根本就不值三十块钱，二十块钱都没人要！还有，结婚是大喜的日子，送座钟不吉利。送钟的谐音是“送终”，这不是咒他和桂英不长远么？
听舅侄儿这么一解释，老人家非常尴尬。她惶恐不安地表示，自己决没有这个意思！
年幼的加根当时也觉得很没面子，拉着奶奶的衣襟，躲在奶奶的身后，不敢说话，也不敢见人。
三货见此场景，觉得大哥说话不妥当，做得也有点儿过分。他特别同情把他抚养成人的姑妈，就说了几句直话。
结果，兄弟俩争吵起来了。
最后，还是生产队长老汤出面调解。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大货，告诉他“礼轻情意重”的道理。
白大货这才没有继续发飚，咕噜了几句，让司仪收下了这座钟。
白大货和沙桂英的婚礼办完之后，白三货参加白沙公社建筑队，到武汉干泥瓦匠打小工去了。
转眼过去了一年。十月怀胎的沙桂英生下一个儿子。
几乎在他们喜得贵子的同时，又从白沙公社建筑队传来噩耗：三货在武汉遇车祸身亡。
大货把月子中的沙桂英和刚睁开眼睛的儿子托付给丈母娘，心急火燎地赶往武汉市。
据三货的工友讲，周末建筑队放假，他们在市郊乘车，准备进市内去逛一逛。当时，公交站候车的人很多。公交车进站时，没有停车，而是一边滑行，一边开门上下乘客。三货和蜂拥而上的乘客们一起，跟着汽车跑了好几十米。他刚抢上踏板，挤进了半个身子，车门就关了。三货的右手臂和右腿被车门夹住了，进又进不去，下又下不来。司机竟然不理会售票员的叫喊，继续开车行走。跑了好几分钟，到一个拐弯处，把三货甩下了汽车……工友们把三货送到武汉协和医院，抢救了几个钟头，最后还是咽气了。
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大货当然很生气。他来到负责处理交通事故的公安交管部门，要求追究肇事司机的法律责任。
交警告诉他，肇事司机该不该承担法律责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应该由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当事人说了不算。双方当事人能够做的，主要是对经济赔偿的事情达成一致意见。按规定，双方谈判时，死者的配偶或者直系亲属必须到场。由于白三货尚未结婚，没有配偶和子女，谈判必须让他父母来，兄弟姐妹都不算数。
既然是这样，大货又乘车前往陡岗公社万安村，扶着老母亲重返武汉市。
在路上，母子俩就商量好了要求对方赔偿的金额，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一千元。进入实质性谈判后，公交公司觉得他们是狮子大张口，拦腰还价，只答应给五百块钱。最后在交警的调停下，赔偿金额确定为六百元。
因为急于拿到钱，大货母子俩并没有提出追究肇事司机的刑事责任。他们很清楚，这事一旦涉及刑事责任，战线就会拉得很长，时间就会拖得很久。如果等白素珍参与其中，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他们有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所以，他们只要钱，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提。
带着六百元现金和三货的骨灰坛，母子俩就打道回府了。白大货回白沙铺之后，再才发电报给白素珍，通报三货死亡的噩耗。
白素珍在“三线”的工作岗位是广播员兼打字员。
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她来讲，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大的。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她都要一遍又一遍地试读。不会认的字，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反复练习，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打字更是细致活儿，为了熟悉铅字的位置，她经常通宵达旦地排版。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从零起步，才两三个月时间，就干得像那么回事了，时不时得到领导的表扬。工作让她有了成就感，让她的生活变得充实而且有意义。不过，紧张的工作并不能减轻她对亲人的思念。
每个月领到工资，交过生产队的副业款，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她就会去给养母及两个儿女买东西，通过邮局寄到王李村。邮给养母的是白木耳和冰糖，邮给加根加枝的有铅笔、作业本、字帖、毛线衣……
在陕西的深山老林里呆了两年多，白素珍所在的孝天县民兵师又转移到湖北省宜昌市，参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她依然是广播员兼打字员，但事情明显减少了，不像以前那样忙得不可开交。加上工作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