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山长。
石山自然不会允许地方大族长期拢断本该官府主导的文教事业，但他刚以强力手段拆分了史氏宗族，迁走不少史氏族人，此时正需怀柔安抚，不宜再咄咄逼人。
此番召见史湘，是为了处理另一个被羁押的史氏主脉内核人物——前昆山州知州史文彬。
史文彬进士及第，官声和能力皆不俗，在族中威望颇高，对史湘等有潜力的晚辈多有提携，据说二人有半师之谊。
史湘是个聪明人，在石山看似随意的询问中，明白了其中蕴含的深意，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拒绝石山，主动表示愿意出面劝降史文彬。
石山微微颔首，他要的就是这个态度。
昆山州城防虽然很差，经济地位却不差，史文彬能知昆山州事，能力自是不用说。
但石山招降此人并非爱才，也不是非收揽史文彬不可，而是借此释放愿意招降纳叛的政治信号。
只要史湘应下此事，无论史文彬降与不降，石山的目的都已经达到。
符葆则是丹徒县豪强的代表。去年，徐宋红巾军搅乱整个江南，此人便响应元廷号召，组织团练。
其麾下“符家军”有一定的战力，倚仗地利，惯于袭击起义军的粮道，曾与史舜安、张德等豪强武装联手，平定了攻入镇江的徐宋起义军残部，获得元廷授予的“义兵”千户官身。
待到石山率红旗营主力渡江，兵锋直指浙北时，庆童再次以高官厚禄驱使这些地方武装为元廷效力。
结果，这些豪强面对红旗营这等真正的精锐之师，便被打出了原形。
史舜安见机快，赶在红旗营正式攻城前主动请降，却被王宗道揪住屠杀义军俘虏之事不放，被强行拆散宗族，大半族人被迫迁徙外地；张德自恃勇武，负隅顽抗，被王弼麾下猛将邓友隆阵斩于乱军之中；
符葆则审时度势，在败局已定前果断投降，并交出了全部私兵，以此换取自己的身家性命。
石山深谙“恩威并施”之道，既然镇江本地的刺头已经被拔除，剩下的也被打服，自然该适当施恩，加以利用。
否则，若初期只有史氏旁支得到任用，假以时日，难保镇江不会再形成史氏一家独大的局面。
在行辕中，石山仔细考校了符葆的见识与才干，见其对本地情弊颇为了解，行事也知进退，便当场授予其红旗营指挥使之职。
此举既是对符葆本人的安抚，更是做给所有观望的镇江地方势力看，以进一步稳定本地人心。
李善并不是本地人，而是元廷委任的丹徒县尹。
此人在任数年，为政宽简，颇能抚民，在地方上口碑不错。城破被俘后，李善也以“忠臣不事二主”为由，拒绝向红旗营投降。
新任镇江知府王宗道认为此人政声尚可，杀之无益，便一直将其关押，等待石元帅亲自处置。
石山看着堂下虽经囚禁却仍努力保持仪容气度的李善，心中并无太多招揽的迫切。
在他的规划中，庐州路兴办的乡学、县学乃至合肥书院（由叶兑主持），以及羽林营中快速成长的少年们，正在系统性地为他培养属于自己的人才梯队。
待红旗营全取浙北，石山建国称王之后再开科取士，人才匮乏的局面将得到根本缓解。
因此，对于这些政声尚可但思想僵化的旧元官吏，他向来秉持着“可用，但不强求”的态度。
同史文彬一样，无论李善投降与否，石山只要该走的程序走到就行。
他温言询问了李善的境况，随后阐述了自己的抱负与当前天下大势，招揽之意自明。
李善被关押多日，其实内心早已经动摇。他深知即便石山放了他，元廷也未必会饶过他这失城之臣，此生仕途恐怕就此断绝。
数十年寒窗苦读，抱负未展，岂能甘心？
如今石元帅亲自给出台阶，他若再不识抬举，便是自绝于前程了。
于是，李善顺势下坡，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石山便顺水推舟，命其官复原职，仍任丹徒县令，协助王宗道治理地方。
在招揽这些地方人才的同时，石山也在不动声色地考察着王宗道外放后的表现。
虽然红旗营占据镇江时日尚短，但一路行来，可见丹徒、丹阳两县（金坛不顺路，没有亲至）市井秩序已大致恢复，商铺照常营业，百姓脸上也很少见到战乱后的惊惶。
这固然首要归功于红旗营的严格军纪，严禁扰民，但王宗道在安民、抚民、恢复本地社会秩序上的用心，也可见一斑。
石山心中暗许，只要这般状态能维持半年，让百姓切实感受到在红旗营治下生活更能得到保障，那么即便日后元军反扑回来，本地百姓也会自发配合红旗营，抵制这些不做人的“侵略军”。
战事紧急，石山自不能在镇江府久留，勉励王宗道等人再接再厉后，他便率军继续东进常州府。
常州府虽然体量远大于镇江，但因元廷战略放弃，庆童提前收缩兵力，导致红旗营东进时几乎未遇象样抵抗，可谓传檄而定。对此地的安抚工作，相对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