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1章 厉兵秣马将大战
石山最早经营的淮西腹地，多山多水，城池选址基本遵循“依山傍水”原则。
一“路”之内，总有两三座坚城如铁锁般扼守要冲，控扼水陆信道，只需屯以重兵，便能叫来犯之敌寸步难行，将广阔的腹地护得严严实实。
但在此刻红旗营兵锋所向的江浙行省东北面，景象却大不相同。
这里的行政划分更为零碎，每“路”只有寥寥数城，只能依托大运河、长江、太湖等交错水系，将数个路府连成一体，方能构建一个勉强完整的防御体系。
以常州路为例，辖有三城四县（路治晋陵、武进两个倚郭县），境内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其安危全然系于外围的应天府、镇江路、江阴州与平江路四地能否守住关隘，自身战略价值低微。
常州路路治本是一座巨城、坚城，城墙周长达三十二里，但城堞、女墙等防御设施早在数十年前蒙元铁骑踏破南宋时便已损毁殆尽。
因修复工程浩大，且自身战略价值较小，投入与产出实在不成正比，元廷索性弃之不顾。时人谈及常州治所城防，常带着几分戏谑与无奈，称之为“纸糊的城”。
宜兴州的情况更为不堪，城墙只剩下夯土墙芯，高仅一丈二尺，周长不过一里九十步，撑着竹杆都能跳上城墙，站在墙头，城内景象一览无馀。
胡大海率部攻陷此城后，深感宜兴城防脆弱不堪，上书石山“宜兴城防形同虚设，若敌来犯，恐难以久持。末将恳请重筑此城，以为长久之计”。
无锡州的城防要稍好些，周长有二里十九步，墙高两丈一尺，但在动辄数万大军征伐的时代，也不过是稍费些功夫的靶子罢了。
实际上，早在红旗营东出镇江路之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就已经意识到常州路必然守不住，果断撤走了大部分驻军，仅在无锡留下了两千人象征性地驻守。
至于常州和宜兴的防务，则被他“慷慨”地移交给了本地豪强，妄图借地方豪强之手迟滞红旗营兵锋，更希望红旗营与这些地头蛇大打出手，使红旗营即便战后也难稳定控制常州路。
但他的如意算盘，却是打错了对象。
在红旗营的刻意宣传下，江宁陈氏和镇江史氏的不同结局迅速传开，加之红旗营偏师疾进，已经攻下长江咽喉江阴州，直接威胁常州侧翼。
这些本就如墙头草般的地方宗族，面对如此明朗的局势，哪里还不知道该如何选边站队？
因此，当常遇春率领擎日左卫主力踏入常州路后，基本没有遇到象样的抵抗，各地豪强争相率领本部乡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由此导致其部兵力竟在数日之内如滚雪球般膨胀了两万馀人，其中便包含了原本驻守常州路治的万馀乡勇。
除无锡州外，常州路几乎是传檄而定，兵不血刃。
但常遇春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立刻挥师东进，继续攻打更为富庶的平江路（后世苏州）。
他手底下这些才投靠的豪强武装打顺风仗或许还能壮壮声势，真要打硬仗，多半会一触即溃。
但若将其直接遣散，这些人散归乡里，又有人组织，无疑是在后方埋下了无数隐患；可若全部收编整训，则是沉重的后勤包袱。且将这么多人送往江宁也容易生变，须得慎重处理。
石山深知常遇春勇猛绝伦，是冲锋陷阵、摧城拔寨的利刃，乃至统帅大军也是把好手，但处理这等错综复杂的人事、民政等问题，确实非其所长。
因此，早在东征战略制定之初，他便已对此类情况做出了安排。
民政方面，石山下令改常州路为常州府，将宜兴、无锡两个散州降格为县，同时把路治原有的武进、晋陵两县合并为新的武进县（本就同处一城）。又将直隶州江阴降为县，一并划归常州府管辖。
这一系列举措，大刀阔斧地精简了原本迭床架屋的行政架构，政令传达的效率得以提升，也更契合红旗营当前行政人才不足的现状。
常州府虽然军事价值依旧不高（纳入江阴后稍有改善），但其人口总数却比应天府还要多出近一半！如此膏腴重地，石山绝不可能再交由本地豪强士绅自治，重蹈元廷失控的复辙。
人事调动随之展开。石山调滁州知州范常转任常州府知府，担起安抚地方、恢复民生的重担；擢升元帅府经历司经历夏茂为江阴县令，协助守军扼守长江门户；
原礼曹知事郭宗礼接任滁州知州，而出使方国珍立功的宣曹掾夏煜则填补礼曹知事的空缺
这一连串的人事任免，在红旗营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一些心思敏锐的文人谋士已然察觉，石元帅正在有意识地推行“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文武官员轮岗制度。
此前工曹、商曹的主官便已调整，如今看来，这些并非个例，而将会逐步成为常态。
他们没猜错，在石山的计划中，只待时机合适，元帅府诸司曹主官和属僚都会逐步轮岗，不会出现某人长期主持某项事务十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情况——即便此人再精通此事。
红旗营事业初创，治政人才匮乏，问题还不是很大。但随着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