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治理黄河、汴渠，修筑千里河堤，竟使黄河此后近千年无大改道，堪称奇迹。反观当今蒙元，其疆域之广袤，人口之众多，都远胜东汉，其国力本应远超汉世。
然其治理黄河，非但未能惠民，反而致天下汹汹。”
说到这里，孙炎稍作停顿，观察了石山的反应，才抛出自己的内核结论：
“蒙元以异族入主中原，歧视我汉家儿郎，固然是天下大乱的重要诱因，却非最根本症结。蒙元立国已六十馀载，在其治理黄河之前，境内虽常有小规模叛乱，论数量和强度却未超出历朝同期。
其空有万里疆域和亿万百姓，而朝廷权威不振，号令不行于地方，豪强坐大，国力衰微，无法有效统合举国之力办大事，此‘国力虚耗’与‘组织无能’之弊，方是动摇其国本的根源！”
说完这番“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孙炎不禁有些紧张地看着石山，手心微微冒汗。
他这是兵行险着。毕竟，红旗营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民族矛盾是最鲜明，最直接的号召。
孙炎此刻却试图论证蒙元大乱的根本原因并非简单的“异族统治”，而是其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失败，这无异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反元起义的民族正义性，冒着不小的风险。
不过，他敢这么说，也是基于对石山过往施政方针的深入研究。
他敏锐察觉到石元帅的关注点，似乎更侧重于社会阶层的斗争（如抑制豪强、均平赋役），以及对国家整体组织力和资源调配能力的重塑，其思考深度似乎超越了单纯的蒙汉斗争范畴。
孙炎赌的就是石山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政权建设，而不仅仅满足驱逐胡虏。
没办法，谁叫他既无功名，又有残疾，而石元帅根基已固，早有成熟的治政班底，若不剑走偏锋，只靠“得士绅而得天下”之类的老套说辞，如何能博得元帅的信重？
其实，从孙炎说出“元政之失，首在宽纵”这句话，石山就大致把握住了他想表达的方向。
而这，也确实是石山想要的理论。革除元朝积弊，建设一个新政权，不能只靠煽动民族对立情绪和反复兴大狱，必须有更清淅、更深刻的指导思想来支撑系统的社会改革。
虽然红旗营尚未建国，不宜现在就公然提出“元政失于宽纵”这等可能会吓跑许多中间派甚至自己阵营内部分人的“暴论”。
但孙炎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还敢冒着被天下士绅口诛笔伐的风险向自己进言，这份见识和勇气，在石山看来已是极为难能可贵。
“说得好！鞭辟入里！”
石山眼中露出赞赏之色，颔首赞道：
“伯融此言，深得我心。国家财赋，取之于民，用之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国防戍边、朝廷运转、赈济灾荒、兴修水利、创办学校、修筑道路、普及医疗等等，无不需要强大的财力物力支撑。
欲办好这些大事，就必须革除蒙元这种号令不行、纲纪废弛、豪强分割国力的弊病！
伯融既见于此，对于未来施政，可有更为具体的方略构思？”
“公共事务”这个词虽略显新颖，但其含义不难理解。在孙炎的传统观念里，政权的首要任务自然是维系自身的存在，公共事务更多是维稳基础上的顺带之举，或者说是妆点“仁政”的体现。
就如同士绅理论上也有关心乡梓，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责任，但其前提是维护其自身的超然地位和社会结构稳定。不过，这种大实话此刻自然不能宣之于口。
他略一思索，答道：
“在下以为，元帅当前正处于夺取天下的关键时期，一切策略自当以争取人心为要。蒙元近年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间实则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红旗营所到之处，推行‘正税免捐’，此举有力减轻了士绅与百姓的负担，大得人心。若能持之以恒，假以时日，收取天下民心并非难事。”
天下大乱之际，生存与安全是百姓的第一须求。红旗营不仅能提供乱世中最宝贵的秩序和安全，还能适当减轻赋税负担，自然能赢得广泛拥护。
石山见孙炎献策虽然比较激进，具体施政建议上却显得稳重而务实，心中更加欣喜，肯定道：
“这是自然！‘正税免捐’，安抚百姓，乃红旗营既定之策，绝不会动摇，必当坚持下去！”
孙炎毕竟没有从政经验，对于如何具体治理国家，所能给出的建议相对还是比较空泛。
但他深知士绅阶层之所以难以治理，在于其掌握了土地财富、人力（依附宗族的大量平民）和话语权（文化权威）这三大优势。
后两者因涉及宗族根基，短期内难以触动，但从土地财富入手，清理多年积累的田赋积弊，不仅符合历代“依法治赋”的旧制，也能快速见效，彰显新政权的权威。他接着建议道：
“蒙元吏治败坏，地方官绅勾结，豪强大多隐田转税，使小民不堪重负。若能下大决心清理隐田，均平赋役，必能做到‘民不增赋而国用足’。只是，”
他话锋一转，强调其中的难点，道：
“办理此事，首重人才。须有精通钱粮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