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沉默被危暐一阵压抑的咳嗽声打破。他咳得撕心裂肺，瘦削的肩膀剧烈颤抖，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鲍玉佳从她昂贵的手包里拿出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拧开，递过去。动作依旧利落，不带多少温情，却是一种有效的干预。
喝下水，危暐的喘息才稍稍平复。他望着眼前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眼神有些恍惚。
两个月前，他的病情急性转慢性，医生建议使用那种一盒八千的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六万，全部自费。医保在这座大山面前，形同虚设。他尝试联系过那些曾经的“合作伙伴”，那些在他掌握技术、能为他们“洗白”灰色收入时，对他奉若神明、恨不得将全部身家都交给他打理的人。
回应无一例外，是拒接，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是微信屏幕上刺眼的红色感叹号。世态炎凉，他并非今天才懂，但每一次被具体地、赤裸地呈现在面前时，心脏依旧会传来一阵钝痛。
“真是讽刺。”危暐靠在墙上，虚弱地笑了笑，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看透后的荒凉，“当年他们求我‘处理’那些见不得光的钱时，一个个恨不得叫我爹。现在，我快死了，他们倒像是避瘟神一样。”
鲍玉佳低头，用她那做了精致美甲的手指，滑动着危暐手机上的水滴筹页面。她看得很快，捕捉关键信息：大部分捐款来自陌生网友，累计捐助次数很多，但单笔金额极小。亲友捐助栏里，名字寥寥。“你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她问，语气平静，像是在分析一个商业案例的可行性。她所谓的“其他办法”，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指的是那条他们曾经共同行走过的、来钱快的灰色甚至黑色路径。
“最后的积蓄，都用在第一次移植手术上了。”危暐指了指床头柜，“这些药，还是靠之前一些网友的捐款买的。”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至于以前的‘办法’……那些账户，那些路径，早就断了。而且，我也不能再碰。”
一直靠在门框上，低头玩着手机的程俊杰突然抬起头，他年纪最轻，眉宇间还带着一丝未曾磨平的桀骜。他冷不丁地开口，声音带着某种挑衅：“以你vcd的技术，就算现在，想从网上‘弄’点钱，也不难吧？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等死。”
这话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本就波澜暗涌的水面。
危暐闻言，并没有激动，反而笑了起来，笑声牵扯着肺部，又引来一阵低咳。他看向程俊杰，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怜悯的嘲弄：“然后呢？俊杰，然后死在监狱里吗？”他摇了摇头，声音低沉下去，“我宁愿像现在这样，至少……晚上能睡着觉。不用担心半夜警车的声音，不用做梦都梦见手铐。”
“睡着觉”三个字，他重复了一遍，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意味。对于他们这群在法律边缘游走多年，身上或多或少都沾染着不清不白事情的人来说，“晚上能睡着觉”，是一种奢侈的、需要用巨大代价去换取的状态。
房间里再次陷入沉默。程俊杰撇撇嘴，低下头继续玩手机，似乎不屑，又似乎被戳中了什么心事。张帅帅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脚步。鲍玉佳的目光从手机屏幕移开，若有所思地看了危暐一眼。曹荣荣下意识地抱紧了双臂。马文平依旧沉默地看着地上的药瓶。孙鹏飞掏出了烟，想到这是在病人房间，又烦躁地塞了回去。
他们都在品咂着危暐的话。犯罪的代价，不仅仅是法律文书上的刑期，更是这种如影随形的心理折磨，是这种连濒死之时，都无法获得内心安宁的永恒诅咒。危暐在用他残存的生命，为他们演示着这最终的结局。
接下来的探望，在一种复杂而压抑的氛围中进行。张帅帅试图讲几个蹩脚的笑话，无人发笑。曹荣荣问了问病情，得到的回答是医学术语和不断叠加的医疗费用。孙鹏飞开始打电话，联系他认识的医生朋友，询问是否有更便宜的治疗方案。马文平出门了一趟，回来时手里提着一袋米和一些易存放的蔬菜，默默地放进角落。
鲍玉佳则走到了窗边，看着楼下杂乱的电线和晾晒的旧衣服，背影挺拔而孤立。她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李强当年，也总说‘做人要讲良心’。”她顿了顿，没有回头，“他的良心，没让他活下来，也没能保住他老婆孩子后来的安稳。”
李强这个名字，像一个禁忌的咒语，被骤然提及。
房间里空气瞬间冻结。
李强，是他们这个松散联盟里，最早“出事”的人。多年前，在一次涉及重大利益的“项目”中，李强发现了他们提供的核心装备数据被篡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他极力反对，坚持要按规矩来，甚至威胁要举报。但当时，巨大的利益摆在眼前，没有人听得进他的“迂腐”之言。以鲍玉佳、张帅帅为首，他们动用关系，绕过了李强，强行推动了项目。后来，事故果然发生，李强作为当时名义上的负责人之一，被迫承担了主要责任，身败名裂，最终在一次说不清缘由的意外中丧生。
这件事，是他们所有人内心深处一根共同的、不敢触碰的刺。是他们的贪婪和侥幸，间接害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