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陶成文这种明显带着目的性的人。
陶成文也不在意，自顾自地点上，吐出一口烟圈，压低声音：“别那么见外嘛。咱们好歹也算‘老朋友’了。你看，这里面，光会卖力气不行，得有点真本事，或者……”他意味深长地顿了顿，“得有人关照。”
黄国健沉默着，没有接话。
陶成文继续他的蛊惑：“你看张帅帅那种，除了打架还能干啥？到头来还不是天天被安排最脏最累的活儿？马强那脑子，在外面被人做局，在里面也一样混不开。但老黄你不一样，你有技术！孙老板……哦，就是孙鹏飞，他以前就常夸你，说你是个人才，心思细，靠得住。”
听到“孙鹏飞”的名字，黄国健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那个幕后金主，虽然接触不多，但其冷静乃至冷酷的眼神，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心理阴影。
“孙老板虽然出去了，但人家念旧情。”陶成文观察着黄国健的反应，趁热打铁，“他托人带话，让我们在里面互相照应着点。尤其是像你这样的技术人才，更不能被埋没了，更不能被那些不开眼的欺负了。”这话半真半假，孙鹏飞或许有过笼络旧部的指示，但绝无可能具体到“关照黄国健”的程度。这是陶成文惯用的伎俩——扯虎皮拉大旗，夸大其词以建立自己的影响力。
“我不需要什么照应，我只想安安稳稳服完刑。”黄国健终于开口，声音干涩。
“安稳？”陶成文嗤笑一声，“老黄，你太天真了。这里面哪有什么真正的安稳？你以为你不惹事，事就不来找你？张帅帅那种人，哪天看你不顺眼，找你麻烦，你怎么办？跟管教报告？一次两次行，次数多了，管教嫌你事多，其他犯人觉得你只会告密，你更混不下去！”
这话戳中了黄国健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他见识过监区里隐形的欺凌，知道陶成文所言非虚。
“跟着我们，不敢说让你横着走，但至少，没人敢轻易动你。”陶成文抛出了诱饵，“孙老板在外面能量大着呢，打点好了，说不定还能帮你争取点减刑的机会。等你出去了，孙老板那边正经生意做着，还能缺你一碗饭吃？不比你出去后自己摸爬滚强？”
“我出去后，只想开个小店，清清白白过日子。”黄国健低声坚持。
“清白？”陶成文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环顾四周，声音压得更低，“老黄，咱们身上都背着案底，这烙印打上了，就洗不掉了！你以为出去后，别人真会把你当清清白白的人看？别做梦了！只有跟着孙老板这样有实力的人，才能把过去的‘脏衣服’变成‘资本’！才能活得像个人样！”
这番话，如同毒蛇，开始啃噬黄国健努力构建的心理防线。对未来的迷茫，对儿子前途的担忧，对“污点”身份的自卑，以及对监狱内潜在危险的恐惧，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心乱如麻。
陶成文的拉拢只是第一步。紧接着，曹荣荣也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黄国健，用他那套更为阴柔的方式敲边鼓。他往往不谈具体利益，而是大谈“江湖义气”、“兄弟情分”，渲染一种“我们才是自己人”的氛围，潜移默化地离间黄国健与其他安分守己囚犯的关系，暗示只有依靠他们这个小团体，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与“尊重”。
与此同时，监区内其他一些较为活跃或有影响力的角色，也被这股暗流所波及。
沈舟和魏超，这两个并非鲍玉佳旧部，但因其他案件入狱、同样具备一定组织能力和暴力倾向的犯人，很快被陶成文和曹荣荣列为需要“团结”或“警惕”的对象。沈舟心思缜密，魏超（绰号vcd，源于其早年倒卖盗版光碟的经历，后来业务“升级”）则擅长钻营，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小圈子。陶成文试图通过分享一些来自外部的模糊信息（经过他夸大和加工的，关于孙鹏飞“商业帝国”的描绘），来吸引沈舟和魏超的注意，暗示合作的可能性。
危暐（vcd）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他本质上是个投机者，深知外部资源对于监狱内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他开始主动向陶成文靠拢，交换一些监区内的信息和资源，试图搭上孙鹏飞这条线。
而林奉超和付书云，这两个有过部队经历、在囚犯中相对自律且有一定威望的人，则成为了孙鹏飞（通过陶成文传递意图）重点“筛选”的目标。孙鹏飞看中的，正是他们那种不同于普通混混的“管理能力”和相对“收敛”的作风。陶成文找到他们，转达了孙鹏飞的“招揽之意”：出去后，有正经的“安保主管”、“项目协调”职位虚位以待，待遇优厚，并且可以帮助他们“洗白”过去。
林奉超对此态度审慎，他经历过军队的纪律，也对法律保有最后的敬畏，虽然渴望自由和新的开始，但对孙鹏飞的路数心存疑虑。付书云则显得有些动摇，漫长的刑期让他对未来感到绝望，孙鹏飞抛出的橄榄枝，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希望。
马文平和程俊杰这类角色，则更像是监区里的“信息中转站”和“舆论放大器”。他们或许没有太大的实际能量，但善于察言观色，传播小道消息。陶成文等人有意无意释放